正文
这是谢思鹏离开加拿大来到美国华盛顿的第一年，这段被他形容为做梦一般的助选经历，因为这样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在失落之余却意外地加深了这位志在从政的华裔学生对政治的理解。
灰线
二十岁甚至更小的年纪，并非出身于政治世家，为何会对政治如此感兴趣，并早早立下从政的目标，这个看似有些困难的问题往往可以在政客自传中找到一些线索，而不同机缘下唯一确定的是那条决定他们职业选择的灰线往往埋得悠长而深远，那些引领他们走上政治道路的触角往往发生于不经意间，又在不经意间点连成线，线汇成路，推人一往无前。
谢思鹏出生在广州，9岁那年跟父母和双胞胎姐姐移民加拿大前，他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升旗仪式时全校学生都摆好小板凳坐在操场上，他经常是站在台上发言的那一个。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2005年，博士毕业、在国内做建筑工程师的父亲通过技术移民，带着一家人远赴加拿大，在最南端的白石镇安了家。白石镇靠近温哥华，人口只有温哥华的百分之一。
那时，在国内读到四年级的谢思鹏和姐姐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ABC阶段，父亲虽是高学历，可是英语口语一般，母亲的口语也不行，一家人在异乡举目无亲，最初的安家并不顺利。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父亲的压力很大。加拿大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国内的工作经验并无用武之地，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学历在加拿大也不被认可，一时无法靠专业找到工作的父亲为了养家，只能暂时选择去工地搬砖。残酷的生活逼着父亲做出艰难的选择，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谢思鹏至今印象深刻，“那天晚上我已经要睡了，下班回来的爸爸就抱着我说，‘儿子，不是爸爸不爱你，真的是在这里干不下去，爸爸也老了，四十多岁真的搬不动砖了。’”自那以后，父亲回国干老本行，挣的钱寄给母亲养家，母亲独自带着一对儿女在加拿大生活，一家人一年才能见上一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特别穷，妈妈英语不好，做不了服务业，就只能去华人餐馆里洗碗，一个小时可能挣8块钱加币，大概人民币56元，晚上回来就打包一些餐厅没卖完的食物回来。”像谢思鹏家这种情况在当地的华人家庭其实很普遍，“用妈妈的话说，其实我们这一家是一代中国人的缩影。”
那时的谢思鹏还是会有些不忿，“政府如果当时是看中我爸爸的工程师职称和博士学历，那为什么来了以后又不认，如果你不欢迎我们来，当初为什么要批准。”虽然年纪还小，但那可能是他第一次觉察到不恰当的政策可能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一旦觉察到了他就想要去改变，他开始积极地了解和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
他读高一的时候，加拿大国会里的五个主要党派联合在一起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邀请了全国两百多名青少年来到渥太华，通过带领他们在国会参观、与国会议员会见等，旨在提高他们的参政意识，谢思鹏就是其中一个。那次活动不仅让他认识了很多同样对政治颇有兴趣的同龄人，近距离地体验和交流也让他进一步明晰了自己从政的想法。那次难忘的旅程回来，16岁的他就顺利加入了加拿大自由党，“这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党派，是目前加拿大的执政党。”每个月选区的党组织都会至少组织一次党员讨论会，主要是针对本地及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各抒己见，作为年龄最小的成员，谢思鹏将此视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而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将政治萌芽付诸行动还是在一年后的高二下学期。事情的诱因是一次大规模的教师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当地教师认为这届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够，对教师工资的削减力度很大，很多承诺的福利待遇都未能兑现。从9岁移民至今，这是他遭遇的第三次大的教师罢工事件，之前最长的一次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教师罢工了，学生只能在家自学，小的时候会觉得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在家玩，大了以后，谢思鹏就意识到这背后的问题，“（罢课）最短的可能是下午3点上完课，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不能参加了，如果你之后有体育课或者辩论课，都会统统取消。” 那时他正处于申请美国大学的关键时段，“我开始觉得这些政策和自己密切相关，感觉就像唤醒了我的什么东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