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
“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但是，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工资水平逐步收敛，并且内陆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进”的策略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出”，指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生产技术与更贫穷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相结合。“上”，指的是创新和升级，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下”，指的是关闭企业，退出市场。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下”是一种选择，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允许所有企业都退出市场。因此，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上”——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在此，我们将着重讨论企业的创新，主要的发现是：一、中国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已经赶超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均值；二、不论是专利数量还是质量看，中国近年来创新方面表现非常好。不必对中国企业的内生创新能力感到悲观。三、工资上涨和市场扩大是中国专利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四、中国在创新领域存在一些资源错配。私企比国企的研发效率更高，但国企获得了与经济效率不匹配的研发补贴。有意思的是，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由此，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减少补贴和税收，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
创新型的国家或企业通常都会在研究开发
（R&D）
上大量投资。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14年在研究开发上的投入资金超过GDP的2.7%，比同期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近50%，是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三倍。如果中国希望转型成为创新型经济体，需要保证足够的研发投资。
事实上，中国在研发资金和人员上正迎头赶上，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1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明显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研发投入的强度普遍更高。对于中国，我们画出了1995年至2014年的研发投入强度。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OECD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OECD国家的均值
（1.88%）
，而2012年中国的收入水平连OECD国家均值的1/5都不到。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整体上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
1996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但仍不到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科技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们。此外，中国的研发资金增长快于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每个研发人员平均可支配的研发资金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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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国际比较
注：
中国的数据范围是1995-2014年，其他国家是2014年或能获取的最新年份。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OECD数据库
如果单从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西方媒体有大量关于中国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新闻。但我们也看到许多正面的例子。比如，腾讯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活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华为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中国于2016年8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为了验证这些创新的例子是普遍情况还是个案，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
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很好地被度量。由于专利数据较为系统，我们主要关注专利的增长。
中国的专利数量从1995年起呈现了爆炸式增长。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3,045件火箭般地上升到了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19%
（表1第1列）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2016年来自中国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4.32万件，较前一年激增45％，仅次于美国的5.6万件和日本的4.52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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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1995-2014）
中国专利为何呈现爆炸性增长？是不是像有些媒体所批评的，这种井喷式增长是由于中国专利授权标准低（进而质量低）造成的？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这不是合理的解释。
衡量专利授权率的一项指标是t年专利授权数量与t-1年专利申请数量之比。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近些年的专利授权率为30-40%，基本上处于各国的中间水平，高于印度和巴西
（约20%）
，但低于美国和韩国
（约50-60%）
。因此，相对于其它国家，中国的专利授权率并不是高得离谱
（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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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金砖国家、韩国和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