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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
制片公司对编剧的这种退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编剧罢工会给2017-2018年的剧集收视和电影项目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于美剧这种相当有连续性的项目,损失会更大。毕竟,这是一个内容至上、观众迫不及待的时代。
《迷失》的编剧卡尔顿·库思就表示过,「
对美剧来说,编剧为王,他们位于一部电视剧所有工作人员的最顶端。
」这种所谓的编剧为王,其实说的就是剧本中心制,强调的还是作者的重要性。
《迷失》(2004)
最厉害的编剧,为了保护自己的剧本不被修改,有的走上了导演之路,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唯一作者。黄金时代的比利·怀尔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现在,这种编导合一的大师还有很多,伍迪·艾伦便是最顶级的一个,他喜欢将自己定位为编剧,写字儿的人,不是导演,更不是喜剧明星。
编剧中也有专注于写作,最终修炼成顶级牛人的例子,比如查理·考夫曼,他的经历就非常励志。
在成名之前,考夫曼在中部城市的肥皂剧电视圈混迹了十多年,直到凭借《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成名,五年内三次提名奥斯卡,其中《暖暖内含光》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暖暖内含光》(2004)
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剧本不管换谁来拍,你都能立马感觉出这是考夫曼的剧本,里面总有一种沉浸式的焦虑和情感混乱。
我们总能看到很多书,去讲一些编剧的法则,或者是编剧的秘诀。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编剧的确是一项有迹可循的工作。历往的编剧和电影理论家们,总结了很多模式和很多公式,这些模式和公式也会被评论家在批评的时候使用,它们是编剧的基础。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编剧的工作,也绝不是1+1=2的公式那么简单,他们脑海中的故事是流动的、变化的、有着一万种可能性,对人物和故事的认知,也随时间而流动。
但最终,对于编剧而言,故事永远只能有一种唯一的讲述方式。把流动性和多样性,导向唯一性,就是编剧们要做的事。
回到国内来看,有一个事情你肯定不相信,那就是,国内最顶级编剧的收入,放在好莱坞也不算低。
严歌苓是美国编剧协会的成员,她在采访中说过「
中国编剧蛮好的了,稿酬很高,像我,比在好莱坞拿得多多了。好莱坞当编剧,据我了解一般是八九万元(人民币)每集,现在可能十来万元,但在国内就远远不止了。
」
比如,写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的刘和平,是历史剧领域的头号大师。《北平无战事》播出之后,在一个编剧年度收入的榜单里,他的收入是1500万,只能排在第6位。这个榜单里面,电影编剧大概只占到一成,不过收入也在几百万的量级了。
《大明王朝1566》(2007)
说说我最欣赏的华语电影编剧。有几年前去世的邱刚健老先生,曾多次提名金马金像,他的《胭脂扣》《阮玲玉》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他善于写女性的复杂心理。
王蕙玲,李安的御用编剧,《卧虎藏龙》《饮食男女》《色,戒》都出自她之手。
《霸王别姬》《活着》的芦苇,没有他,第五代导演不会在国际上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还有凭处女作《孔雀》一鸣惊人的李樯,一直是国内最优秀的编剧之一,在成名之前有过长达十几年不稳定的状态。不过,或许是因为写作电影剧本太消耗时间与精力,又或者对自己要求过高,李樯写《黄金时代》就写了三年。
《黄金时代》(2014)
大概是从《失恋33天》的鲍鲸鲸开始吧,我们的编剧界,也渐渐开始有一些新人,以某种「野路子」的状态闯进市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