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施克莱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哈佛大学极权主义讨论会上短暂会面；年轻的施克莱批判了这位“浪漫主义对宏大乌托邦的过敏反应的典型代表”，认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对现代性的厌弃导致了一种无法正视自由主义潜力的冷战式退缩
（120-121页）
。但莫恩遗憾地指出，随着冷战的深化，施克莱在后期逐渐转向了“恐惧的自由主义”，强调以最低限度的政治框架遏制暴力和压迫。在莫恩看来，冷战自由主义者通过将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理念论等思想资源纳入“反典范序列”，意图构建一种新的自由传统，以摆脱被其视为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连的思想根源。不仅如此，冷战自由主义者进一步放弃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完美主义与进步主义。他们谴责浪漫主义，放弃了对“最高生活”的系统阐释，而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现代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创造性主体性发掘可能性的理想。这样一个为创造性的个体生活奠定基础的现代社会理想，正是包括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曾毕生致力于建构的。
施克莱与其老师、友人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互动，为理解冷战自由主义内部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莫恩巧妙避开了对伯林非此即彼的两极化评价，敏锐地指出这位“冷战自由主义斗士”的异见者身份。伯林最著名的“消极自由”的建构与他将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中排除的过程相重合，但他也支持浪漫主义的自我创造与主体性，并试图修正施克莱对卢梭的批判。然而，莫恩随即谨慎地指出，伯林忽视了适当的国家支持在保障个性中的作用
（27-32页）
。在伯林之后，莫恩进一步将波普尔（Karl Popper）以历史主义批判者的形象加入冷战自由主义的关键谱系。莫恩指出，波普尔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针对那种将历史进步与基督教的“必然性”神学化联结的理论，精准地触及了历史主义的核心问题：在理论上，历史主义试图将未来封闭在一条单一的“必然”路径上，剥夺了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这种叙事逻辑同样将个体困于被动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极权主义扩张权力的一种隐秘形式
（78-80页）
。“反历史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拒绝宏大历史叙事来捍卫个体自由，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由主义在应对社会变革时的适应性
（第76页）
。自由主义者不再试图回答“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专注于既有当下的保护和维持，而不是对更大社会变革的规划和未来目标的制定。
通过两位代表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莫恩进一步对冷战自由主义在全球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心理分析领域发生的关键转向进行考察。在莫恩看来，汉娜·阿伦特即使不能被严格归类为冷战自由主义者，也无疑属于这一思想阵营的“同路人”
（115-116页）
。这不仅表现在她与早期自由主义经典之间的断裂、对创造性自由和解放价值的弃置，更体现在其对去殖民化世界中自由可能性的文明和种族限制。莫恩的标题将其概括为一种“白人自由”（white freedom），其与冷战自由主义者共享了以“西方文明”自我定义的大西洋主义框架：自由主义从曾经以全球扩张为目标的帝国主义姿态，逐渐蜕变为一种“失去全球兴趣”的地域性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者认定全球自由已然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事业时，他们将全部的努力转向保卫西方的自由，并以此对抗“其余世界”的所谓威胁。莫恩进一步指出阿伦特及冷战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普遍对新兴民族主义的政治项目保持冷漠甚至怀疑态度，认为这些运动缺乏自由主义所需的政治成熟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他们却热情地支持以色列的建国事业，并将其视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一个成功象征
（137-138页）
。这种矛盾不仅反映了冷战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局限性，也揭示了自由主义传统在面对全球正义问题时的深刻挑战。最后，莫恩以特里林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重新定义，将冷战自由主义的思想发展推向高峰。通过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纳入冷战自由主义体系，特里林彻底告别了启蒙传统，抛弃了进步理念，认为它常被用作政治恐怖的借口，而将自由主义的核心转向更对自我心理约束的强调
（141-152页）
。特里林强调，自由不仅是对外部压迫的反抗，更需要通过自我规训和内省来实现。莫恩推测，特里林的这一认识可能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悲观的自由主义视角：这是一种“生存主义”的自由主义，其核心在于强调自由面对外界压迫的持久性和韧性。由此，自由主义向右翼逐渐靠拢
（153-167页）
。通过特里林，冷战自由主义找到了新的方向，而这一方向的代价则是自由主义某些潜能的自我抑制与放弃。那么一旦放弃，自由主义是否还能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未来想象力和变革动力？莫恩给出的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质疑的。在他看来，外部威胁还尚未瓦解自由共识，自由主义者们却从内部退缩而选择断尾求生；冷战自由主义由此为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铺平了道路，最终带来社会公正与自由平衡的失守。
正是通过上述分析，莫恩不仅揭示了冷战自由主义的“反典范”特征，也进一步探讨了自由主义者如何试图通过替代方案来应对一个失去解放希望的悲观前景。《反对其自身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部振聋发聩的著作，通过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为思考当前全球自由主义危机提供了历史启示。正如莫恩所言，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加强于战后的全球政治重构，冷战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首先在于其防御性定位：面对意识形态的紧张冲突，它突出自由“免于干涉”的消极功能，即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强调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性，而非追求宏大的社会变革。冷战自由主义者往往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解放理想抱持戒惧，担心这些理念可能演变为集体主义甚至专制的温床，这在抵抗外部威胁的同时，也自行削弱了自由主义原有的道德普遍性和解放潜力。此外，冷战自由主义者对于将历史发展视为线性逻辑的历史进步观也持怀疑态度，对大规模社会实验和革命性变革的深刻警惕。这些焦虑与怀疑直接影响了美国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机构、大量智库组成的“军事-知识复合体”为代表的精英治理架构，将外交决策从公众和国会的监督中剥离，极大程度地限制大众对政治决策的干预
（Daniel Bessner, Michael Brenes & Michael Franczak, ‘A Brief History of Cold War Liberalism’,
Cold War History
24: 2, 2024, pp. 301-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