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蜜雪冰城把握住的，是全民捏紧口袋的趋势。弟弟张红甫曾经说过，诞生在河南的蜜雪冰城，一直自带平价基因，原因无他，因为创始人自己就是“贫民窟出来的学生”。哥哥张红超是70后，出生在河南开封的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他自己是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创业谋生。
或许是自己的生活不易，张红超同样觉得顾客也不容易，大部分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苦学生太多”，因此不管是开餐馆，还是卖茶饮，张红超都把东西卖得很便宜。这种经营理念，在消费升级的年代并不被追捧，却刚好在消费降级的今天大杀四方，成了无数年轻人偏爱的“雪王”。
而胖东来之所以走红，同样是踩中了时代情绪——在大环境不好时，人们或许更加向往乌托邦的存在，一直把“自由美好”挂在嘴边的于东来，很快成为一群人的精神寄托。
在胖东来，善意被摆到了明面上，那些属于胖东来员工的福利，就是最好的宣传广告。在于东来的规划下，胖东来的非一线员工可以每周只上四天班，受了委屈能得到几千块的“委屈奖”，不光如此，他还要追着高管们休假、出去享受生活。
与之相似，比于东来小20岁的王宁，也在努力构建另一个乌托邦。从创业那一天起，王宁就铆足了劲，要做线下生意。他觉得逛泡泡玛特的商店不是购物，追求的从来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在这个店里呆着，就会觉得生活挺好，能从中得到快乐。
这样的观念，在十年前显得超前又突兀。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玩具天然属于小孩，成年人只顾埋头向前走。在上行周期里，他们看上去也的确走向了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没人能想到，当一些增长的数字停滞，反而是这群成年人，更迫切地想从不会说话的玩偶那里寻找抚慰。
嘉御资本创始合伙人卫哲曾说过，如果要做一个国民级的消费品牌，一定要服务好“山河四省”，即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因为这四个省份加起来超过3亿人。
某
种程度上
，这句话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抓住当下消费核心密码的，会是四个河南男人。
他们是真正从底层生长起来的创业者，或许更懂得用户想要什么。
用投资人的话来说，这几个河南男人挑选的赛道并不“性感”——本质不过就是卖玩具、开超市、卖奶茶，这些生意看上去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也不需要太多想象力。
或许正因如此，三家企业在起步之初都不为人看好。王宁记得，2013年，泡泡玛特公司刚创立没多久，他曾经找到过一家头部基金，对方都已经准备投钱了，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放了他的鸽子，转头选择了一家和泡泡玛特类似的公司——同样是卖货，两家公司唯一的区别是，泡泡玛特做线下，另一家则是互联网企业，做线上。
那是全民创业的年代，和互联网沾边似乎是站上风口的不二法门，往往也是专攻线上的企业能够融到更多的钱。王宁形容，那些公司是“创业英雄”，今天A轮，明天B轮，融资以亿元为单位计算，但泡泡玛特却是惨遭嫌弃的反面，因为投资人觉得他们“太慢”，到最后，王宁都快放弃融资这件事，一度决定开放加盟。
好在，彻底走上另一条路的最后关头，一位名叫麦刚的天使投资人，时隔数月看见了泡泡玛特发到邮箱里的创业书。他给王宁打去电话，泡泡玛特终于拿到了第一笔融资。
站在资本的角度，错过泡泡玛特很遗憾，但并不奇怪。很长一段时间里，创投圈对王宁的评价其实是“平凡”，觉得他学历平平，没正经上过班，带领的团队里也没有精英。这样的履历，放在那个推崇讲故事的年代，怎么看怎么不吃香，人们更喜闻乐见的是“天才少年”一般的叙事。
精英和天才，一度是创业标配。
以安徽走出的“造车大军”为例，蔚来李斌、比亚迪王传福、奇瑞尹同跃和华为余承东，个顶个儿都有漂亮的学历。李斌17岁那年，以安徽安庆太湖县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入读北大。余承东也是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念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又考了清华的研究生。王传福、尹同跃也不例外，分别是中南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的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