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在为我理想的世界投票」
那一天事情发生时，我和妈妈两个人在一家环境还挺好的餐厅，刚坐下来准备点菜，旁边就有这么一位男士在抽烟。最开始，我让服务员去帮忙劝阻，但对方说要「把这支抽完」。看他不理睬，我就自己过去了，直接告诉他餐厅是公共场所，你不要在这里抽烟，然后就发生了我发的视频里那个场景——对方先是说餐厅里没有禁烟标志，之后阻止我录像取证，还把烟头摁灭在了我的碗里。确实挺吓人的。
我一直痛恨二手烟。在之前工作中，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吸二手烟，我经历过不下两次的呼吸道不适，去看医生，诊断结果就是急性鼻炎、咽炎或者支气管炎。我有慢性肺炎，所以对我来说，二手烟真的不仅仅是味道难闻，我能切身感受到它对健康的伤害，甚至侵犯到了我的人身权利。
过去，我其实也多是口头制止。我真正佩服的是那些一直「死磕」的人。这次确实因为对方行为过于恶劣，我想任何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都会想要取证、曝光。当然，在行动之前，我首先评估了「敌我战斗力」，比如我还有妈妈在身边，不是独自一人，店员们也都很保护我，所以我相对还是安全的。我拍了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发出来了。
除此之外，我倒觉得还没上升到网暴的程度，对我自己各个方面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些不同的声音，其实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不过只是一些发泄罢了，我会有一种怜悯对方的感觉，甚至有点悲凉和惋惜，就觉得可能有些人经历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乃至于要发泄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就要去遵循幸福者退让原则，你光脚不怕穿鞋的，那OK，我离你远点，我跟你争没有好处，又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
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我被骂还会觉得委屈，当时我大概是19还是20岁的年纪，去参加节目，有人不喜欢我的妆容，我就没控制好情绪，还哭，有的观众就会说我好矫情，但我当时就对我自己的审美很有自信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审判」。你想，我成长一路都是被夸着的，长辈、老师，还有剧组前辈没有不夸我的，我几乎就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小孩，遇到挫折当然就会有小情绪。现在过去那个年纪，我会想，为什么一定要去看那些不好的呢？我也会更多关注到那些与我能共鸣的人。包括这次，我也收到了很多正面反馈。
二手烟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房间里的大象。很多人对此都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夸张一点，这就是一种被默许的霸凌。一般都是抽烟者相对拥有权力，他们不会把二手烟当回事，也不会注意到其他人的感受，如果碰到的吸烟者很蛮横，保护好自己才是第一位。
我一直关注一位叫「公共场所禁烟保安」的博主，她（对方社交平台性别显示）很认真也很系统地整理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投诉途径，还经常分享各种争取的过程。她做的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甚至有点像精卫填海。相比之下，我远没有她做得那么多、那么细，但却获得了这么多的支持。正因如此，我不是才更应该去做吗？
总是要有人开始，劝阻二手烟一定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怕不是直接对抗，也可以委婉、巧妙一些，但不能什么都不说，还是要大胆开口，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
这件事对我来说，更像是我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的环境，我是在为我理想的世界投票。可能我的社会责任感让我没有办法做到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保持沉默。我最近看的《雄狮少年》里有这么一句台词，「人活着就是为了争一口气」，我觉得这口气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让我委曲求全是不可能的。
我的经纪人之前也说，可能会有甲方觉得我是一个有争议的演员而不考虑我，那我也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刘玉玲之前不是也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一笔「去你的基金」吗？当然，这个money不是什么具象的金钱，而是有考量之后的骨气和底气。哪怕没拿到这份工作，我也可以过得下去，任何和我道不同的人，我跟你say goodbye就好了，这份底气就是我与自由之间的连接。
徐娇
「还能再幸运吗？我已经很惶恐了」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拥有得太多。比方我上大学要拍学生作品，有同学手上有不错的原创剧本，但没有钱去拍。我也看过那个剧本，就直接拿出了15000美金，说我来帮你出品。当我自己要拍的时候，做制片人的同学来问我预算多少，我才发现，哦，我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已经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一批人了，所以更不怕失去什么。
你问我是不是幸运的人，那我还能再幸运吗？我觉得我都已经很惶恐了。直到现在，还会有人喊我周小狄。他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长江七号》的主人公，也是我闯入公众视野的开始。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e」的小孩。大概从5岁多的时候开始，我就会去宁波市电视台旗下的「七色花少儿艺术团」上周末兴趣班。
我参加的是一个少儿主持兴趣班，正常来说，这个班招收的都是7岁或者更大的孩子，我那时是全班最小的，可能是语言这块儿发育比较早，我甚至能在公交车上给大家表演节目。我好像天生对表达不害怕，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会觉得羞耻的事，看到大人们很开心，听到他们表扬我，我就很高兴。我也喜欢讲故事，我妈那时给我买童话的磁带，我听个一两遍，基本就能把故事从头到尾复述出来，在幼儿园，老师还会专门让我给大家讲故事，好像这就变成了我的栏目。这些被我姨妈看到了，她开的旅馆正好在电视台隔壁，我平时没事也在那里玩，她就去给我报了名。
因为是电视台的艺术团，平时我们就有汇报演出或者上节目这类的登台机会。大概是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一天兴趣班上课上到一半，我妈也完全不在场，突然来了一些人，说要看看我们这群孩子。那其实就是《长江七号》的剧组。过了一段时间，我妈收到消息，说可以来参加一个海选，现场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厅，我感觉那天可能有几百个小孩来试镜，等到我见周导的时候已经特别晚了，我都要睡过去了。我家里人不关注娱乐圈，我也没看过他的电影，让我表演才艺，我就报菜名，说到一半还忘了。他们又让我去演了几个他们设置的戏里的片段，有一幕是爸爸去世要哭，我也就照做，这就是海选的全过程。
当时剧组可能在全国试了不下一万个孩子，别说我，我家里人都根本没想过会有什么结果。结束后的两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但很突然地，在我们没觉得是个机会的时候，我又被喊去组里，说要试服装。一开始，我试的都是女孩子的衣服，突然某一天让我剪头发。全程，我好像都是在状况外，就这样最后成为了周小狄。
徐娇饰演的周小狄
图源电影《长江七号》
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人生转折这个概念。成为周小狄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去上学了，剧组会请家教，我也不怯场，能每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就有成就感。那时除了拍夜戏很困、拍哭戏很难，拍电影对我来说特别开心。剧组的大家也都对我非常好，有一个化妆师姐姐还会经常做各种各样好吃的哄我玩。如果说郁闷的时刻，可能就是杀青后几个月以后，我们又补拍了一次，那时候我头发好不容易长长了一些，又剪短了。
到电影上映，我家已经从宁波搬到了杭州，我也转了校，和新同学都认识得差不多了。上映的时候，我爸妈还去包场，请全班的同学和老师去看。所以，对于电影观众来说，周小狄可能是横空出世的，但在我这里，有一个海选、试镜再到拍摄这样耗时两三年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也没觉得自己突然就掉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走在路上，有人认出来就认出来，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