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回顾历史，在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的锚是贵金属，尤其是黄金或者白银，到了19世纪后期，金本位逐渐在西方成为主流的货币制度安排。金本位在不同的货币之间建立了固定汇率，使得黄金不仅是货币对内价值的锚，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锚，也为管理金融风险提供了一个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和美元挂钩，这个体系为会员国管理宏观经济和货币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其他国家货币汇率与美元脱钩，西方国家的通胀率大幅上升，即使是对美元大幅升值的德国马克和日元，也因物价上升对内显著贬值。70年代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失去了锚，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制度安排的年代。
吸取高通胀的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中央银行把降低通胀作为主要目标，不少中央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实行通胀目标盯住制（inflation targeting），政府给中央银行一个明确目标，把通胀控制在低水平，同时给予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金融危机前的30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基本是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中国，虽然货币政策有多重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控制通胀也是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在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的框架下，各国的货币之间汇率的浮动逐渐成为主流。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观点是，即使没有跨国的政策协调，只要各国把自己的物价上涨控制在低水平，辅之以浮动汇率制，就自动带来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全球经济不会存在持续的失衡。
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首先，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基本实现了，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胀率持续在温和水平，经济增长的波动也下降了，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时髦的词，叫“大缓和”时代（the great moderation），描述的是宏观经济环境持续稳定的良好状态。金融稳定似乎也不是问题，虽然新兴市场发生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达国家并没有在意，认为那不是普遍性的问题，把危机归结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治理机制有缺陷，包括僵化的汇率机制。
到了2008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主流的思想开始检讨，认识到体系出了问题，物价稳定并不能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危机后，央行官员越来越多地谈到金融稳定在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资产价格的作用。资产价格受政策利率波动的影响，也通过金融体系的活动影响宏观经济，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和房地产泡沫有关。虽然对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有共识，但与物价稳定相比，金融稳定的定义不清晰，作为目标的操作性难把握，更易受到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如何控制资产泡沫就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在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和低通胀的宏观环境下，中国央行自2014年中开始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但2016年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货币政策如何在稳增长和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平衡，汇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不确定性增加的问题。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的或者被认为是理想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央行调控短期利率，金融市场的套利使得短期利率的变化传导到中长期利率，进而影响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和股票等）、汇率和银行信贷的需求和供给，最后到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反映经济规模、开放度和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着力点不一样，在欧洲和日本主要是银行体系而在美国资本市场更重要。
央行调控短期利率使其符合均衡利率的水平，实现经济在潜在增长率运行、物价稳定的目标。典型的例子是泰勒准则，通过一些系数把短期政策利率的变动和通胀预期以及产出缺口（总需求偏离潜在供给的程度）直接挂钩。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机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有很大影响，利率在政策操作和传导中的作用逐渐增加，共识是货币政策应该从数量型（货币信贷总量）调控转变为价格（利率）型调控。
全球金融危机对主流的货币政策框架机制带来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短期名义利率降到零后，央行难以调整政策利率降低长期利率，在低通胀甚至通缩的环境下，这可能导致实际利率持续地高于均衡水平，带来经济长期停滞的压力。第二，金融危机带来信用紧缩，对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如欧元区和日本来讲，信用创造货币的效率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大。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发达国家的央行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1）央行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一些非政府部门的风险资产,一般称之为量化宽松，即在价格型（利率）宽松受限的情况下的数量宽松；（2）前瞻指引，即央行对未来的短期利率给予明确的预期，引导市场中长期利率的变动；（3）负利率，央行要求商业银行为其在央行的储备存款付费，即负利率。这些措施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经济学教科书因此被改写。
非常规货币政策适用常态的经济环境吗？适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吗？我们可以从资金的价格（利率）和量两个方面考虑。从资金的价格看，是不是短期利率在零以上，央行就不应该或者没有必要直接调控中长期利率。如果长端利率对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更直接，或者金融市场的扭曲导致短端利率向长端传导不畅，即使在短端利率没有降到零的情况下，央行直接调控长端利率可能增加政策执行效率。实际上，拉丁美洲的一些中央银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直接调控不同期限的利率。中国央行直到近几年还在调控不同期限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直接影响整个利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几年西方国家的所谓“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并不算特别新鲜的事。
从投放资金量的方面看，近几年中国央行创设新工具，包括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这些新工具为央行提供了一个直接影响中期利率的手段，央行通过扩大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绕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投放货币，把资金投向特定领域，是货币投放支持准财政活动。抵押补充贷款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国债和按揭贷款抵押债券）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中国央行是在短期利率仍然显著高于零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而且规模相对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