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对话丨“新城市议程”与中国道路高峰论坛精彩回顾

《新城市议程》更加强调城镇化与永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想对城市投入过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规划，任由其像藤蔓一样自发地、随意地“疯长”，结果必然会造成低质量的城镇化。而相反， 一个良性的城镇化链条应该呈现这样的态势：经过深思熟虑规划和设计的城镇化过程——高质量的城镇化——促进一个国家的高层次发展。

而对于后工业时代的城镇化来说，上述论证似乎值得商榷。传统时代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工业化，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以工业化为支撑的城镇化正在悄然地浮出水面，比如印度、非洲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类现象。

未来的后工业经济时代，CBD和住宅区应该融合在一起，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生着改变，新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在城市中。在未来，一些手工业的就业应分布在农村，另一些工业可能是在城市周边专门的工业区发展，而那些基于知识管理的高级工作应该是在城市内部发展。

中国三十年间的城市化过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更愿意支持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发展。

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以工业化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路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社会总要发展，当后工业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传统的城镇化道路该去向何方？

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时候，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企业从简单的手工劳动转为智能化生产，那些扛着包袱进入城市的人群可能会环顾左右，却没有发现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样的尴尬境地，人们还会“进城”吗？城市化的速度会由此减慢降低？在科学规划下的城镇化还能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

后工业化经济时代，城市规划应如何变革“手腕”推进规划、建设、管理进程以适应新时代需求？ 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创新”，做“可持续的城市规划”。

如果城市化的发展不善，会产生一些负面的风险，这些风险不只是城市里的居民会承担，不同的机构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风险。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让人类知道了在城市化复杂的体系下，应及时地运用新方法应对新问题和新情况。 城市化问题不仅是政府应该重视，也值得每位公民关注。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对世界的又一次打击，面对后工业经济时代，就业问题严重，很多年轻人用生命告慰了自尊，成为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化的牺牲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 管理不善的城市化、不良的城市化，都会促使城市问题的产生，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产生波动性的影响和溢出的效应。

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化需要政治的关注，即城市规范化管理，以及城市规划和设计、融资和执行力。 “好”的城市化能够产生很好的就业，负面城市化则会产生战略性的风险。

我们需要国家城市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和中央政府参与，也需要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立法。城市化的实现并非依照本能，需要我们的研究与分析，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同时，也需要城市化融资和金融支持。

在城市设计和规划方面，更加强调的应该是实现总体规划和设计，用一种新的理念去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布局设计。 而对于住房及街道问题，值得借鉴的是前苏联的案例，为了满足“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车”的理念，规划师在城市街道的设计中融合了自由平等的观念。

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方式已从传统方式转变到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此过程中创新元素必不可少，而这种创新又是在充分了解具体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科学规划。

通过考察世界200多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经过完整规划的城市比例正逐渐下降，特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一些贫穷的国家发展得更快，而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先做好城市规划。

一些城市里快速扩张的区域没有经过很好的城市规划，这里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即在规划指引下发展的城市区域目前所占比例已经低于50%。

据统计，全球范围内经过规划或未经规划的所有城市的“城市足迹”（指城市中有多少面积分配给街道）指标在逐渐降低，其中48%的城市街道占城市面积比低于20%，这样势必造成城市拥堵，而且是严重的交通拥堵。

同时，这个指标也说明了我们城市规划的工作质量在逐渐降低。公园、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和建成空间应该实现“阴阳平衡”，即各占50%。《新城市议程》中也涉及到了要“建立包容、绿色的高质量公共空间”的理念，这将是促进社会互动包容、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