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伸出双手，手上有一些青紫的淤痕，和细小的伤口。“昨天削胡萝卜，削破了皮。碰水碰得多，长了冻疮，或者湿疹。我不太分得清。”这是一双白净的、不太适合干粗活的手。
对于费宇做土豆泥，和他本科同窗五年的小桥倒不觉得奇怪。去年10月，在退学之后的空窗期，费宇就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想要试试摆摊。“他真的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也比较有热情。特别相信（这个念头）之后，就会去做。”
为了出摊，费宇9点起床，10点出门买菜，12点开始张罗做土豆泥，弓着背、低着头，连续忙活4个多小时后，才能赶上开卖，等到收摊回家，已经晚上7点。因为太累，他没法做到每天都供应土豆泥，只能间隔一天出摊，用来休息。
“现在虽然身体上累，但我至少没有任何来自学业的心理压力。脱离了学习和科研，我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他重复了一遍，“对，豁然开朗了。不再需要每天去为实验、论文、考试烦扰。”
费宇形容，这是一种“身体重，心灵轻”的状态，精神充实而轻盈。问题回到起点，在一开始，为什么他愿意放弃名校研究生的学历，一张在多数人看来足以兑换灿烂前程的通行证？
“从复旦退学，有人觉得你很勇敢，有人觉得你在逃避，你怎么看？”我问他。
他思考后回答，“我觉得是一种勇敢。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客观理性分析自己的处境，退学是我当时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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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回忆，自己是在去年3月得知费宇退学的。那时正值研一下学期，她看到费宇很晚还挂在游戏上，就随口问，第二天不需要“上班”（指到课题组）吗？然后，听到了令她震惊的消息。“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为费宇惋惜，凭他的优秀，不该是这样的结果。
费宇是同一级学生里，最早确定保研去向的。小桥说，本科生能发出来一篇论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费宇发表了那么多篇成果，保研时几乎是“断崖式”的领先——费宇总结的是，在预防医学领域，他发出了8篇论文。在保研季，川大公卫专业的学生们交流着对未来的畅想，小桥还记得费宇满怀期待的样子，那时身边的同学也都觉得，费宇会有一个大好的前途。但几个月后，一切都变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知道，到退学这种地步，肯定是因为外在的原因。”
出于顾虑，费宇不愿意公开谈论具体的经过，他只将研究生入学后的时光形容为“灰暗的一学期”。他出现了躯体化症状，恶心、反胃，干呕严重时会掉眼泪，睡不着觉。他想的是，假如继续苦捱下去，搭上自己几年甚至一辈子的身心健康，“那才真的完蛋了”。
于是，在2024年初，他通过开学两周内不报到注册的消极方式，完成了一次主动的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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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宇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退学处理通知书
小桥知道的是，退学后，费宇回到川大做了几个月的科研助理，准备重新考研，后来又把目标换成了申请美国大学公共卫生专业的直博。尽管费宇很少和她直接倾诉情绪，而是向朋友们更新自己的各种行动，但她能猜到，费宇在背后承受了多少。
那是一种脱轨的痛苦。小桥告诉我，读研没那么美好，她所认识的许多理工科研究生，处在压抑状态。不管是毕业还是找工作，都依靠做出科研成果，在达到基本要求后，会焦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成果，以增大找工作时的竞争力。研究生们面临着一种严苛的评价环境，和不同导师的相处可以千差万别，这也是压力的重要一环。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承担退学的代价，尤其对于名校学生来说，退学的代价几乎与学校的名气成正比。“相当于你会质疑自己之前的努力，而且你会感到害怕，害怕退学之后面对别人的质疑。对你好的，可能会有失望的目光；对你不好的，可能是嘲笑的目光。”
她因此很佩服费宇，他放下了世俗的眼光。
费宇承担起了相应的代价，以个体的感受，抗衡社会规则施加的重量。他告诉我，其实在更早之前，他就对科研的实际意义产生了疑惑。一些科研项目能够申请到基金，维持一个课题组的运作，但他很难确定这个项目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论文发出来了，然后就没有后话了。你可能提出了一个理论和方法，但现实生活中根本无人在意。”
学术对他的吸引力在下降，但过往的路径仍在塑造周围人对他的期待，他们都认为他应该继续科研。为了回应这些期待，费宇尝试申请美国大学的直博，只投了3所。他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实际上，我内心很抗拒继续学习。”那只是一种为了逃避现实，消极兑现外界期待的方式。
但他不是一个习惯消沉的人，在过往的人生经验里，他更习惯解决困难。在煎熬着申请博士的过程里，摆摊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浮现，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晰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