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二,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引致成本压力,转型成本限制了转型。
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没有支撑点,大宗产品的临时收储已经成了财政仓库,难以合理流向市场。土地流转本身并不困难,但是对于超过一半的非平原地区,流转之后,仍然需要平整土地,其中涉及沟壑、道路、通信、电力等各种问题,成本并不小,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下,谁来为这个第一次大手术买单?财政重点支持几个试点县还可能,但是整个中国这么大的地区,只会是个天文数字,依靠市场,就必须得有市场动力。第一次机械化也具有成本,目前的农机补贴远不能满足达到国际竞争力的农机水平需求。在很多地方,土地流转发生了,结果经营者又不得不重新雇佣部分农民作为现代农业工人,并没有显著降低人力成本。转方式、调结构,是需要第一次成本的,这个成本比较大,不能完全靠财政来负担,要靠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更多可行的路子,当然更多可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不存在唯一的路径,各地区都能摸索出自己独特的路子来,这将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其三,规模化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难题。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面对过如此大的城镇化人群发展难题。土地流转之后,这些人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从哪些方面进行解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全国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超过14个,这是其它国家所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如果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在未来城市病甚至会超过农村病,成为政策关注的新主题。
其四,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农业向重“质”转变以及附加值产业融合。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提出了要改变过去重视“量”的增长模式,转而向重“质”转变,以及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增长是受到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换句话说,中国的钢铁产业乏力也会影响农业增长的极限,至少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可以简易如此理解。重“质”,搞有机绿色产品,打造品牌,开拓电商等等,都是针对局部地区提高竞争力的设计,而在全国农业发展的层面,是比较难起到普适作用的。无论怎么提高附加值,我想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人仍然不愿意花十元钱买一斤蔬菜。尽管有一些有机农庄及直送,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越做越好,但这些商业模式对中国整体农业的发展,以及三农问题的帮助是微小的,更不用说储橙之类的了。在一个结构性供需失衡的环境下,一定有人要往河里倒水果,往沟里倒奶,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是进行了难题转移,并不能缓解农业整体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