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
（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
，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证实了其作品的失败。唯有将他忘却，越过他的精神尸骸，才能与其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何尝想过当什么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2012年4月11日
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宪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的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