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离开公立校的老师们：不想再被“温水煮青蛙”

彭禹出走，是为了拥有重新定义老师的机会。

他是个“不安分”的老师。在上海交大附中，他是历史老师，也曾作为最年轻的讲座教师登上“东方大讲坛”。8年后，他跨界科学教育，和同事一道创办STEM实验中心，帮学生组建社团，探索课外兴趣。

实验中心凝结了他很多心血。创办第一年，他挨个问400名学生，“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学生的回答天马行空，常常超出他的知识范围。有人想做光学计算机，有人想做机器人的无通讯协同。最多的时候，社团数量达到14个。

从无到有，实验中心慢慢成长起来，导师从最初仅有2名，到14年猛增至30多人。在彭禹的带领下，学生也参赛拿过一些大奖。

不巧的是，15年上海高考改革，在这一“紧箍咒”下，带社团的老师都跑去带高考了，实验中心一下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两人。剩下的两人也无心工作，一个提不起精神，另一个沉迷游戏。“我就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彭禹说。

后来，因为学生们的自发坚持，实验中心竟没有沉寂，甚至愈来愈好。看到社团已经足够强壮，彭禹作出了不同的决定：离开相对成熟的环境，去拥抱新的挑战，也寻求更大的创建社团的空间。

优优也经历过理想幻灭的时刻。

高三填报志愿时，优优在提前批一栏全部勾了师范类院校。“非常坚定，当时就是受到好老师的感召，很想当一名老师。”大学时，她在主修物理专业以外，还辅修心理学，觉得这是当好老师要具备的素养。

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所三线城市的公立高中。教授课本知识之外，她也经常自费参加校外培训，包括生涯辅导教育，自己先在外面学，然后回来给学生讲。

这些在她看来至少是“并不坏”的、“尽心尽力”的尝试，当时并没有得到学校认同。

反倒因为一些“小事”，她受了批评。有一次，因为带领的班级跑操不够整齐，优优被领导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感觉很可笑，也很屈辱。”优优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第三年，优优已经觉得自己在学校就像一只“快要被煮熟的青蛙”。离职时，她很果断：“我很清楚不想在这里当一辈子的物理老师。”

而信息技术老师出身的郎咸蒙离开公立校，既因一些年轻气盛的意头，也有现实的考量。

郎咸蒙在学校的教学经历并不顺利。入职第一年，因经验不足、火气也旺，郎咸蒙的课上得不太好。又因是免费师范生，郎咸蒙入校第二年被调去农村支教。两年后再回到学校，他被调到职员岗，教学的活儿少了，琐碎的事情变多了，拿的薪水也不高。“当时觉得不太甘心。”郎咸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