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是它的多元成分，另一个是它的超大规模性。
这种多元的超大规模性，并不是在今天，或者近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历史中，中国就是个多元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着草原、中原、海洋、绿洲、高原等多种区域。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会通过各种战争的方式或和平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互动。各个区域相互塑造，深刻地嵌入到彼此的历史当中，每一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因此都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记忆。这些独特的记忆又都没法独立存在，因为各个区域都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各种记忆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共享历史记忆。
中国内部有海洋，有大陆，还有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中国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有着庞大的资本和世界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的大陆区域就是西部地区，这里自然环境艰难，秩序脆弱，宗教气氛浓厚，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的中介区域就是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市场资源，可以作为连接性力量。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东部海洋地区生产出来巨大的财富，中原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可以作为中介，把东部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西部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中国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作为向外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分别是香港和新疆，作为纽带，它们让中国更紧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相联系。
香港是中国唯一施行普通法（又称英美习惯法）的地区，与普通法体系相对的就是大陆法体系，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等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要好过大陆法。香港就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秩序。中国通过香港，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反过来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
再来看看新疆，新疆同样具有二元特征。它一方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方面又与欧亚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也就是中国以西、欧洲以东的世界，包括中亚和一部分中东地区。站在中原看新疆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是，一旦你转换视角就会发现，新疆实际上是中国继续向欧亚世界投射影响力的起点，也是欧亚世界的影响力进入中国的起点。新疆是联系中国与欧亚世界的关键纽带，也正是因为新疆的存在，中国获得了与大陆世界无缝连接的接口，才能真正成就自己作为海陆枢纽的地位。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甚大，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
“
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
。
然而超大规模性也会存在困境：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劳动力变得廉价，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中国因此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而不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之为
“
内卷化
”
。中国因此便有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无法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是无变化的重复。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性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
3.
中国崛起：供应链网络
+
财税改革
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中国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力上缴，地方开始寻找其他创收途径，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
——
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
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随着创新经济和制造业外包，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主打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才需要原材料。亚非拉这些外围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国家就不再直接和这些原材料国家发生经贸联系了。原材料国家只能和东亚集聚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了。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4.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1949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
4
个阶段。第一、
1949-1978
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逻辑深受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以计划经济手段强行推动了第一轮重化工业化，中国的重化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衡；第二、
1979—1998
年是轻、重工业均衡发展阶段，市场引导轻工业发展，开始弥补前
30
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
第三、
1999-2011
年是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占比再次大幅上升，这个阶段的重化工业发展，与保留下来的
“
计划
”
有关；第四、
2012
年至今是重化工业优化回调的阶段，轻工业占比明显回升。
重化工业相当于现代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随着改革开放前半段轻工业的发展，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已不敷使用。于是
,
重化工业在市场引导下再度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成，轻工业在
2012
年之后的占比再度回升。这些过程都属于相对正常的经济现象。与第一轮重化工业阶段相比，第二轮重化工业阶段的增长机制有着深刻变化：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增长中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
中国的
“
枢纽
”
地位和世界经贸秩序
“
双循环
”
结构这些假说的进阶版就是一种多层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化工业产业，对于国家意志和市场规模有着敏感性，中国大致能占据枢纽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则会有一些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加在一起占据枢纽地位。但中国在其中有较强主导性，这根植于中国供应链网络的规模、隐性知识的积累（
“
手艺
”
这种隐性知识是难以大规模传播和积累的，它只能在实践当中被体悟，而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实践机会。工厂能够从中国迁走，但是这个人群的隐性知识无法跟着被迁走）以及中国在重化工业产业上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产业，其核心动力是创新，由美国主导，但中国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轮的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而信息技术的运行对物理硬件有依赖，仍然需要重化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所提供的硬件制造能力，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优势。不过这些制造业也会因应着信息技术的演化，而开始改变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电子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则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依托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它的高速迭代反向拉动了电子技术产业的重构，电子技术产业也会高速迭代，这就要求这两个产业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有足够高的经营效率和灵活性。而这一点，唯有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出来的民营企业才能做到。近几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排名里，基本上都是
6
家美国公司，
4
家中国公司，这就可以说明问题。
5.
制造业转移逻辑：供应链溢出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有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个庞大的系统不断高效地自组织、自演化，显现出巨大的能量。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台计算机
,
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相当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各种具体产品的强大生产能力，相当于我们看到各种应用软件在这个计算机上跑分。在跑分的软件既可能有最简单的扑克牌小游戏，也可能有庞大的数据库软件。但无论什么软件，在强大的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支撑下，都会有出色的表现。
贸易摩擦导致的制造业转移到底是怎样的逻辑？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