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讨论了奥古斯丁学说中意志的核心地位,并分析了它与古典哲学中柏拉图传统的联系。奥古斯丁认为意志不仅是促成个体灵魂重新转向并皈依上帝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整个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同时,他承认与古典哲学中柏拉图传统的紧密联系,并探讨了自然与意志在奥古斯丁体系中的协调与角色。文章通过分析奥古斯丁对柏拉图传统的宇宙论的变更与改造,揭示了其学说中的独特且复杂的世界秩序。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自然法与奇迹的概念,以及理式与意志两种原因的复现,并分析了两种秩序的后续发展。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奥古斯丁学说中意志的核心地位
奥古斯丁认为意志不仅是促成个体灵魂重新转向并皈依上帝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整个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关键观点2: 与柏拉图传统的联系
奥古斯丁承认与古典哲学中柏拉图传统的紧密联系,并探讨了自然与意志在其体系中的协调与角色。
关键观点3: 对柏拉图传统的宇宙论的变更与改造
奥古斯丁通过对柏拉图传统的宇宙论的变更与改造,揭示了其学说中的独特且复杂的世界秩序。
关键观点4: 自然法与奇迹的概念
奥古斯丁探讨了自然法与奇迹的概念,将超自然的天启转化为自然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为奇迹和救赎争取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性解释。
关键观点5: 理式与意志两种原因的复现
奥古斯丁将奇迹作为潜能引入事物之中,导致原先认知为事物本性的理式被降格为一种可能性,同时强调了上帝的意志是奇迹得以实现的唯一依据。
正文
简而言之,通过将生成规定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溢,普罗提诺背离了柏拉图的人工论和两个世界的区分,将事物的目的和动力置入世界之中。自然运动及其背后的必然性不是有待说服的不定与无序,而是一种由理式引导的必然进程——或者说“自然就是一种可见形式的表现原理”(《九章集》3.8.2)。另一方面,流溢概念蕴含的生产的不动性意味着,生产者不对世界的结构及其缺憾负责,完善与堕落皆是衍生物自主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理性不仅是规范和生产的力量,也是一种接受能力:
一切事物皆源于沉思并且就是沉思。所谓一切事物,既包括真正的存在(Beings),也包括沉思时产生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本身也是沉思的对象。(《九章集》3.8.7)
一个完美的实在进行生产,其产物反过来沉思它;这个进行沉思的产品达到某种完善,而这种完善使得它也可以进行生产,如此继续下去。于是,创世不再仅仅意味着自外而内地赋予秩序,而是分为生产与赋形两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宇宙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但到此为止,在两者那里,世界秩序仍呈现为单一的理性原则对容器或质料的规范:无论外在的说服还是内在的范导,都将世界运行表现为一种合理的进程,而作为生产者的神并不对之进行额外的干预。换言之,尽管两者在具体的设想上有所不同,但其旨归皆在为事物乃至世界整体提供一种确定的本质和归宿,从而对抗现实生存的种种偶然性。然而,古代创世论苦心奠定的稳定格局在奥古斯丁那里被彻底打破。虽然奥古斯丁在世界结构和创世模式上对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多有借鉴,但随着意志概念的引入,一种有别于理性必然性的自由原则被置于世界之中。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新秩序的引入,必然会打破古代世界中由理性主导的世界格局,刻画出另一幅存在图景。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创世记〉字疏》(后文简称作“《字疏》”),展现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传统高度相似的宇宙论背后所隐伏的独特且高度复杂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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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E. Rotelle ed.,
Augustine: On Genesis
, NewYork: New City Press, 2002.
在《论自由决断》和《忏悔录》等早期作品中,奥古斯丁已经意识到,人的灵魂蕴含一种理性之外的力量,它没有外在的根据,仅由自身的权能所决定:
我意识到我有意志,犹如意识到我在生活一样,因此我确知愿或不愿的是我自己,而非另外一人。(《忏悔录》7.3)
皈依的困难并非在于理性无法领会上帝,相反,在亲自用灵魂的理智之眼观看上帝后,奥古斯丁发现自己仍然无法做出转向上帝的决断,因为“我自己的意志如铁链一般束缚着我”(《忏悔录》8.5)。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神人关系的修复并不在于跨越客观的存在秩序,而是取决于主观意志的向背。人的意志原初是自由的,只是由于犯罪而陷入自我分裂中,无法做出转向上帝的决断;这一分裂唯有通过上帝据其自由意愿赐予的恩典方能弥合。简言之,行为的主导是意志,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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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
菲利普·德·尚帕涅 绘,17世纪50年代
意志的引入不仅改变了神人关系的性质,还深刻影响了奥古斯丁对柏拉图传统创世论的接纳和改造。一方面,世界的创造不是基于自然必然性,而是上帝的
自由决断
:上帝自由地从虚无中创造出质料,并决定是否给予其呼召并赐予形式。由此,柏拉图那里神与造物之间、存在与生成之间的阻隔再度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奥古斯丁继承了普罗提诺由生产和赋形两个阶段构成的创世模式,造物的存在来自上帝,但其是否响应上帝的呼召并接受赋形,仍取决于自身的决断。不同的是,这里的产物并非努斯或灵魂,而是无形式的质料,所以此处的转向也非理智的回看,而是意志的决断。换言之,在奥古斯丁那里,质料不再是柏拉图传统中被动、无序而有待引导的载体,而是具有了一种理性之外的主动意愿。然而,此处的质料仅就精神造物(尤其天使)而言——由于奥古斯丁否认世界灵魂的存在,诸如石头、树木之类无生命物的赋形,便需诉诸精神造物(也即个体灵魂)的中介,由此表现为另一种受造模式。
在产生—回转的创造模式中,唯有赋形方意味着创造的完成。而灵魂作为造物,即便是精神性的,也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字疏》1.4.9)。为此,奥古斯丁区分了精神质料和物质质料,并将之分别归给起初的“天”与“地”(《创世记》1:1):
“天地”意指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未成形质料,那就是说,一方面指尚未转向造主的精神性生命;另一方面指还没有任何形体属性的质料。(《字疏》1.1.2)
精神质料虽然自始即具有意志和理性,却仍然是一种无形式的生命(unformed life),“对它来说,‘存在’就等于‘生活’,但‘生活’并不等于‘智慧与幸福地活着’”(《字疏》1.5.10)。唯有转向上帝,从作为圣言的子处领受相应的理式,质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本质,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得以安享上帝;与之相对,最初的罪与恶即精神质料拒绝转向上帝,趋向虚无而堕落为魔鬼。此外:
关于造物界其余作品的创造……被造之物首先造在理性造物的知识中,然后当我们听到“上帝造出”时,被造物才被造在自己特殊的自然(nature)之中。(《字疏》2.8.19)
由于无生命的物质质料并不具有转向上帝的意志,因此,其对形式的领受是通过精神造物(天使)的中介进行的。换言之,唯有天使首先转向圣言,接受非理性造物的形式,将之保存在自身的认识里面,这一形式才会在随后被上帝现实地造在物质质料中。受造方式的差异揭示出两种造物的不同特质:精神质料的受造是自由的,其存在状态取决于其意志是否响应圣言的呼召而转向上帝;物质质料的受造则要通过前者的中介,其存在和运动无法由自身控制,而是被施加于其上的自然所决定。至此,自然和意志的区分在造物的层面上初步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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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光明》,古斯塔夫·多雷 绘,1866年
自然和意志的区分不仅体现在两种造物的受造方式之上,也反映在其后的治理之中。在关于上帝治理模式的讨论中,奥古斯丁明确提出,上帝的治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也即自然之工与意志之工:
上帝的神意(providence)管理并统治着整个造物界,包括自然和意志。管理自然是为了让自然存在,管理意志是为了让那良善的不至于不受奖赏,邪恶的不至于不受惩罚。在自然的层面,他使万物臣服于他自身,使物质造物臣服于精神造物,理性造物臣服于非理性造物……在意志层面,他使良善的臣服于他自己,其余则臣服于那些侍奉他的,以便邪恶的会遵照他的意旨,在那良善的手上得到惩罚。(《字疏》8.23.44)
在自然的层面,一切造物,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根据其所领受的自然在存在阶序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并呈现出一种高低有序的管理关系。例如,水流和草木为鸟兽享用,非理性的鸟兽则为人所驯服。这一管理依照事物固有的本性进行,最终指向上帝对整个世界的维持。而在自然秩序之外,理性的精神造物还处于另一种治理之下,其中一物的处境仅仅依据其意志的向背而决定。无论愚人还是智者,或是天性上更为卓越的天使,只要他们的意志朝向上帝,就能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在存在阶序上优于那些自然上高于自己但却背离上帝的存在,甚至可以按照上帝的命令对之加以管制和惩罚。因此,意志领域的存在阶序并不具有必然性,而是涉及与自由相关的价值层面。进而言之,自然和意志根据其不同的对象和目的,分别属于两个不同领域:
上帝的治理包括双重活动,一重是自然的,一重是意志的。自然之工见于上帝对世界的隐秘管理,借此他使树木和菜蔬生长;上帝的意志之工则见于天使和人类的事工。在上帝对自然的管理中,天体和地上的事物遵循一种既定的秩序:天体发光、日夜更替、大地坚固、草木和鸟兽孕育、出生、成长、衰朽,一切都遵循一种内在的自然冲动(the inner impulses of nature)得以发生。至于治理的意志活动,则有另一些记号:教与学、田地的耕种、社群的管理、技艺的习练,诸如此类,皆是为了良善者的利益,后者甚至可以通过恶人加以促进。这些事既发生在天使的团契内部,也发生在地上有朽的人世之中。(《字疏》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