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香港不具有这种特殊的辐射作用，不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引领者的身份，她就可能会丧失作为中国发展特殊支点的角色，支点角色的丧失意味着香港就不可能再具有所谓的特殊之处。“有为才能有位”。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特殊之处是历史赋予的，这种特殊之处也是具有偶然性的。香港特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不是简单的伸手要来的，而是要通过自身的作为，才能够继续保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呢？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香港的GDP和中国整个内地的GDP相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优势。香港的优势在于可以继续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国际交流的通道，可以继续保持其世界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以及轻工业制造中心的地位。因而她可以继续辐射内地，可以为内地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搭建一个中间桥梁枢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香港当时还是亚洲四小龙，在中国内地经济整体获得长足发展之前，她是具有世界声誉的，甚至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热点地区。香港之所以被赋予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香港代表着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香港成功的发展实践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或者说，她起到了示范、辐射、引领的作用，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参照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至今，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二十年里边，中国内地发生了怎样翻天复辟的变化？整个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次以及角色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香港特区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所有的这一切，又构成了我们需要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这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之特”的第一个方面——历史地位的特殊。
“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实现了创造性应用
所谓宪制角色也就是由宪法所确立的，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上，特别行政区的一个基本位置和基本角色。香港的宪制角色，也就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这是宪法确定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特殊一环，或者说特殊的一类。
我国现行宪法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确立了三个类别的地方行政区域：普通的地方行政区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是由1982年宪法第31条所确立的一个准备制度，起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但是阴差阳错地在香港回归进程中显示出了伟大的历史适用性，并在后来诞生的香港基本法之中逐渐得到落实，这样一种落实是中国创造性宪法实践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宪法并未走一个简单、正式、传统的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进行特殊化的实践。通过这样一种特殊化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实践，香港获得了现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宪制角色。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为了我国“一国两制”实践的先行者。
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特区也开了历史的先河，她具有实验田的性质，同时获得了一个高度自治的权力。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央具有主导权，但是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区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的背后既要协调好中央和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也要协调好香港和其他类别的地方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在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或者说全国人民对于特别行政区一种高度的肯定和高度的期待。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创设之后，一方面要保持其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繁荣稳定的发展局面，一方面也要在其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寻求平衡。二十年过去，我们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发展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繁荣稳定，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探索者、引领者、示范者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