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傅莹在文中表示，中国是自2003年起应美方要求斡旋半岛核问题并且主持多边谈判的。对于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关于朝核问题的国际多边解决机制在这一年诞生，中国作为多边谈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进来。在此之前，朝核问题一直是由朝美两家在谈。
文中称，自从承担起斡旋责任以来，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虽然过程波折不断，困难重重，但中方明确要求朝鲜停止核研发，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关注和解决朝鲜提出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各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傅莹还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朝核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核扩散。中方坚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在努力斡旋的同时，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
但是，中国在督促美国和朝鲜承担起应尽责任的问题上缺乏强制力。中国不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上也缺乏关键筹码。
在傅莹看来，美朝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致使朝鲜半岛核问题陷入困境。美国与朝鲜之间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来谈判达成的协议总是得不到落实。而被朝鲜视为安全威胁来源的美国，对朝方安全诉求这个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条件不愿予以考虑。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朝方伺机推动核导发展进程，200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难以计数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也层层加码，美韩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如今，半岛对抗和对立的气氛日趋紧张，和平谈判迟迟无法重启，陷入相当危险的局势。
“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和谈成功的机会何以被一再错过？”傅莹系统梳理了近些年来朝核谈判的经纬，包括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再到会谈破裂的历程。作为有着近40年外交生涯的中国外交高官，傅莹还在文中讲述了一些自己参与朝核谈判的亲身经历。本着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态度，作者希望通过对史实的回望可以让关注朝核问题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朝核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并为将来各方作出更明智的选择提供借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开朝核问题这把‘锈锁’，还是要找到那把钥匙”。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以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朝鲜半岛一南一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在此后数十年，由于美苏对峙相对处于均衡，朝鲜半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是平静的。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以及冷战的终结彻底打破了半岛的均势，朝鲜陷入极度的无依靠和不安全感，国家面临一种“系统性困局”。
此外，在上世纪90代年初的一系列变故中，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则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苏联/俄罗斯和中国主动顺应潮流，改善和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半岛停战直接当事方之一的美国，没有采取明显的对应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它的盟国日本也没有，从而错过了“交叉承认”“恢复外交关系”的良机。这也深深刺激朝鲜决定“走自己的路”，包括在安全问题上的“核选择”，并最终在这一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文章指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一直把“弃核”和“政权崩溃”搅合到一起考虑，以致于常常混淆了哪个是主要目标。而平壤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因此他们认定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真的。但就是在美朝双方长期的对峙对抗中，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到了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朝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仍一度打开了一条缝隙。
2000年10月9日，朝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美国。10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正日会面，并探讨了安排克林顿访朝的可能性。奥尔布赖特回国后，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顿访朝、进而促成金正日访美提上了日程，但由于美国当时已进入总统换届周期，处于跛脚状态中的克林顿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这个愿景。据奥尔布赖特回忆，就在离开白宫前一天，克林顿还向她表示，自己应该去平壤，而不是留在华盛顿为巴以问题做最后的斡旋。
傅莹在多年后曾与奥尔布赖特就此交换过意见，说到那时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机遇，可惜错过了。
傅莹在文中指出，目前朝核问题的和谈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于已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全面执行，并由此导致谈判的中止。
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在中方的斡旋下，共举行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虽然过程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础。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局势一再地陷入螺旋式升级和激化的紧张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