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家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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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方的态度和媒体的态度，是刺激做题家们敏感神经的关键。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消息，当年丁真“霸占”社交网络的时候，肯定也招致了类似的反感。当然，确实有一些恶臭的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小伙挺帅，比内娱选修的歪瓜裂枣强多了——怎么还是他——怎么又看到他了——怎么哪哪都是他——扎不多德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和媒体善于利用火热的话题来“蹭热度”“借题发挥”“捧一踩一”，最典型的就是中青报这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就是通篇放屁，恶臭不堪。跟当年人日“感谢贫穷”的著名暴论有的一拼。

做题家现象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整个社会上升通道狭窄，阶级晋升固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除了做题、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机会？从小上马术课、学高尔夫、玩航模中高考加分倒是培养不出做题家，但我们配吗？

这就好比现在996风气严重，有一个不用加班但机缘巧合升职加薪的人火了，就有臭屁媒体发文批评：现在年轻人加班思维严重，又不懂得爱惜身体，活该不能升职加薪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说感谢贫穷，工人日报采访方方，妇女报吹鼓离婚冷静期，中国青年报嘲讽青年人“做题家思维”。般配，般配。

做题家们不是嫉妒，是委屈、是疑惑、是不甘，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慌：你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天天吹捧丁真和谷爱凌干什么，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的价值观被抛弃了吗？所以你们只认丁真谷爱凌，不认我们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辛苦生活的人们了吗？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又双叒叕崩塌了……

这种恐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做题家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自己赖以为生的“公正世界假设” 受 到挑战，所以即便真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做题家们也要竭力维持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之前富二代们玩人设，都要宣传自己“努力”“不拼爹”，最典型比如王思聪——

再比如这个通稿，笑死我简直，宣传的通稿是“80后销售到上市公司老总”——

幸亏现在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检索太便利了，随便一搜就发现了，人家是“继承王位”了。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直接摊牌了，也不再做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品德好素质高”之类的宣传了，马云就直接说了：“你就认了，谁让我老子就是这个，这就是运气”这已经是放弃洗脑做题家了。

资本家们的乏走狗也公然骑脸输出——你寒窗十年凭什么胜过人家三代积累？

主流媒体继续骑脸输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所以做题家们的世界观又双叒叕叕叕叕崩塌了……于是有些就开始摆烂、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作为对这个固化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做题家们的信仰确实要经历过几次崩塌，但是做题家所坚守的从来就是错的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这是不是符合人类总体价值观的公序良俗呢？亦或是有人不劳而获、家境优渥、机缘巧合而获取的成功更值得赞美？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两种可能性：1、做题家们的坚守错了；2、这个社会并非处在理想态。

选择了相信第一种的做题家，可能会变成市侩，变成投机取巧钻营之徒；亦或是自暴自弃，开躺开摆，得过且过。选择了想相信第二种的做题家，有可能会痛苦与迷茫，也有可能会走上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让不理想的社会变成理想态。这就是从“做题家的悲歌”到“做题家的觉醒”。

（二） 路“越走越窄”

在我上高中那时候，公务员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我这个“炙手可热”的成语没有用错，就是本意。犹记得那时候复习高考政治需要看很多时事新闻，看到的全是“考公人数”突破历史新高的行业。原因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行业“炙手可热”、地位高、油水大。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议论考公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中央反腐雷霆手段，八项规定全面执行。大多数人都觉得公务员没有了“灰色收入”，其本身的职业吸引力并不大。我们毕业的时候，保守一点的同学首选银行、券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就奔着互联网公司去了。

不过上述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考公考编又成为了工作的第一选择，被大家戏谑地称为“宇宙尽头是编制”。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某种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曾经公务员群体没有了“灰色收入”，导致大家预期降低，市场上同时期还有不错的工作，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还是那个公务员，甚至有可能需要扶贫、需要防疫，更忙收入更少了，但是市场上其他靠谱的工作也没什么了——要么对年轻人、应届生挖开了深深的护城河，要么泡沫破碎无法吸收劳动力，要么用你这几年最鲜美的青春、35岁后一脚踢开……

明星考编并不是易烊千玺一个个例，2020年的时候刘昊然就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关晓彤、张艺兴也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加入了国家话剧院。为啥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激起舆论的热议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业形势还没有那么严峻，而关晓彤张艺兴并没有编制，就是合同工（虽然我认为这也是后门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有多快，以及“有没有编制”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易烊千玺和他宿舍三人同时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剧，其中是否有“萝卜坑”现象？为何今年取消演员笔试？三轮面试为何不公布名单、分数？网络上有新疆考生表示考试流程不透明是否属实？为何该新疆考生账号被注销，是她造谣亦或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易烊千玺和粉丝后援会为何能拿到内部截图？种种这些疑问，最终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公平和正义就尤其被看重。

更进一步地反思：编制，对于一个日入斗金的明星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天价片酬有你，高额代言有你，各种出场费露脸费收入不菲，为什么要跟普通人来抢这点可怜的资源呢？更更进一步的问题更值得思索：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体制内编制”一条出路了吗？

可怕的是明星考编；

更可怕的是明星考编挤占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更更可怕的是明星带着海量的可以为他洗地的粉丝考上了公职人员；

更更更可怕的是体制内喜欢上了自带控评的流量人员，从此不担心负面新闻；

更更更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除了“进体制”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了；

更更更更更可怕的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人生。

我有一位央视的朋友——合同工，他的工牌是绿色的；而央视有编制员工，工牌是白色的。这就在大裤衩内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阶级分野：有的会议室，只能“白牌”才能刷开；有的食堂，只能“白牌”员工吃；有的健身房，只能“白牌”员工使用。这只是小地方，更不要提补贴、过节费、防暑费、精神文明奖这些巨额的待遇差异了。所以我朋友讲，他们的梦想就是从“绿牌员工”变成“白牌员工”，但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而且充满了不可明说的“萝卜坑”。

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中，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外包员工”，他们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不但待遇有天地般差距，在公司里很多设施就不能使用，各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编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待遇和地位分割人。国外有良心的学者频繁呼吁重视这种现象，重视通过“临时工”来避开劳动法规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合法合规”地制造封建时代才存在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每年考研、考公时期，社交网络上都会有这种说法：“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说白了就是考研成功、有了编制，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就是人上人了，觉得自己的恋人不配自己了。在历史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代表是陈世美，是被老百姓唾弃的对象，现在竟然能成为光明正大、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象了。

我很担心，【高考+考研+考公/考编】会成为第二个科举制。科举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几本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是：第一会钳制人们的思想，社会上的人才全都搞科举了，整个社会活力会大幅下降；第二会造成“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

这次对于易烊千玺家族信息的挖掘，又看到了浓浓的封建宗族色彩：

看这种“宗族”现象是不是跟徐州丰县事件非常类似？

我们的角斗场是考试卷子，这就是做题家之路的代价。如果有更轻松的道路，如果有资本愿意碰我们做流量明星，如果有一整个“子彬公大家族”为我们的前途劳心劳力，我们心甘情愿去考试的角斗场搏杀吗？

做题家固然有着很深的局限性，小镇青年肯定没有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们见识广、眼界宽、经验多，也往往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神经紧张，所以入不了《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主任的法眼，但是我们需要更深一步思考：是谁让小镇做题家们的路越走越窄了呢？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身为做题家的一员，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做题家是一种自嘲、一种身份认同；但不是护身符，不是谁也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我们要正确的认清自身的局限性，做题家必须要超越做题家。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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