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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家的悲歌

大浪淘沙  · 公众号  · 军事  · 2024-06-07 12:0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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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方的态度和媒体的态度,是刺激做题家们敏感神经的关键。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消息,当年丁真“霸占”社交网络的时候,肯定也招致了类似的反感。当然,确实有一些恶臭的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小伙挺帅,比内娱选修的歪瓜裂枣强多了——怎么还是他——怎么又看到他了——怎么哪哪都是他——扎不多德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和媒体善于利用火热的话题来“蹭热度”“借题发挥”“捧一踩一”,最典型的就是中青报这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就是通篇放屁,恶臭不堪。跟当年人日“感谢贫穷”的著名暴论有的一拼。

做题家现象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整个社会上升通道狭窄,阶级晋升固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除了做题、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机会?从小上马术课、学高尔夫、玩航模中高考加分倒是培养不出做题家,但我们配吗?

这就好比现在996风气严重,有一个不用加班但机缘巧合升职加薪的人火了,就有臭屁媒体发文批评:现在年轻人加班思维严重,又不懂得爱惜身体,活该不能升职加薪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说感谢贫穷,工人日报采访方方,妇女报吹鼓离婚冷静期,中国青年报嘲讽青年人“做题家思维”。般配,般配。
做题家们不是嫉妒,是委屈、是疑惑、是不甘,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慌:你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天天吹捧丁真和谷爱凌干什么,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的价值观被抛弃了吗?所以你们只认丁真谷爱凌,不认我们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辛苦生活的人们了吗?于是做题家们的信仰又双叒叕崩塌了……
这种恐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做题家们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自己赖以为生的“公正世界假设” 到挑战,所以即便真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做题家们也要竭力维持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之前富二代们玩人设,都要宣传自己“努力”“不拼爹”,最典型比如王思聪——

再比如这个通稿,笑死我简直,宣传的通稿是“80后销售到上市公司老总”——

幸亏现在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检索太便利了,随便一搜就发现了,人家是“继承王位”了。

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直接摊牌了,也不再做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品德好素质高”之类的宣传了,马云就直接说了:“你就认了,谁让我老子就是这个,这就是运气”这已经是放弃洗脑做题家了。

资本家们的乏走狗也公然骑脸输出——你寒窗十年凭什么胜过人家三代积累?

主流媒体继续骑脸输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所以做题家们的世界观又双叒叕叕叕叕崩塌了……于是有些就开始摆烂、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作为对这个固化社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做题家们的信仰确实要经历过几次崩塌,但是做题家所坚守的从来就是错的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少努力多少回报,这是不是符合人类总体价值观的公序良俗呢?亦或是有人不劳而获、家境优渥、机缘巧合而获取的成功更值得赞美?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两种可能性:1、做题家们的坚守错了;2、这个社会并非处在理想态。
选择了相信第一种的做题家,可能会变成市侩,变成投机取巧钻营之徒;亦或是自暴自弃,开躺开摆,得过且过。选择了想相信第二种的做题家,有可能会痛苦与迷茫,也有可能会走上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让不理想的社会变成理想态。这就是从“做题家的悲歌”到“做题家的觉醒”。


(二) 路“越走越窄”

在我上高中那时候,公务员是最炙手可热的行业——我这个“炙手可热”的成语没有用错,就是本意。犹记得那时候复习高考政治需要看很多时事新闻,看到的全是“考公人数”突破历史新高的行业。原因很简单,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行业“炙手可热”、地位高、油水大。

然而风云突变,就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议论考公的事情了。那时候因为中央反腐雷霆手段,八项规定全面执行。大多数人都觉得公务员没有了“灰色收入”,其本身的职业吸引力并不大。我们毕业的时候,保守一点的同学首选银行、券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就奔着互联网公司去了。

不过上述情况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现在考公考编又成为了工作的第一选择,被大家戏谑地称为“宇宙尽头是编制”。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某种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曾经公务员群体没有了“灰色收入”,导致大家预期降低,市场上同时期还有不错的工作,自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公务员还是那个公务员,甚至有可能需要扶贫、需要防疫,更忙收入更少了,但是市场上其他靠谱的工作也没什么了——要么对年轻人、应届生挖开了深深的护城河,要么泡沫破碎无法吸收劳动力,要么用你这几年最鲜美的青春、35岁后一脚踢开……


明星考编并不是易烊千玺一个个例,2020年的时候刘昊然就加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关晓彤、张艺兴也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加入了国家话剧院。为啥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激起舆论的热议呢?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业形势还没有那么严峻,而关晓彤张艺兴并没有编制,就是合同工(虽然我认为这也是后门的一种)。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有多快,以及“有没有编制”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重要。

易烊千玺和他宿舍三人同时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剧,其中是否有“萝卜坑”现象?为何今年取消演员笔试?三轮面试为何不公布名单、分数?网络上有新疆考生表示考试流程不透明是否属实?为何该新疆考生账号被注销,是她造谣亦或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易烊千玺和粉丝后援会为何能拿到内部截图?种种这些疑问,最终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公平和正义就尤其被看重。

更进一步地反思:编制,对于一个日入斗金的明星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天价片酬有你,高额代言有你,各种出场费露脸费收入不菲,为什么要跟普通人来抢这点可怜的资源呢?更更进一步的问题更值得思索: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体制内编制”一条出路了吗?

可怕的是明星考编;

更可怕的是明星考编挤占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更更可怕的是明星带着海量的可以为他洗地的粉丝考上了公职人员;

更更更可怕的是体制内喜欢上了自带控评的流量人员,从此不担心负面新闻;

更更更更可怕的是年轻人除了“进体制”之外,没有别的好出路了;

更更更更更可怕的是有编制和没编制、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人生。


我有一位央视的朋友——合同工,他的工牌是绿色的;而央视有编制员工,工牌是白色的。这就在大裤衩内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阶级分野:有的会议室,只能“白牌”才能刷开;有的食堂,只能“白牌”员工吃;有的健身房,只能“白牌”员工使用。这只是小地方,更不要提补贴、过节费、防暑费、精神文明奖这些巨额的待遇差异了。所以我朋友讲,他们的梦想就是从“绿牌员工”变成“白牌员工”,但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而且充满了不可明说的“萝卜坑”。

在华为、腾讯这些大公司中,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外包员工”,他们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不但待遇有天地般差距,在公司里很多设施就不能使用,各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编制工、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待遇和地位分割人。国外有良心的学者频繁呼吁重视这种现象,重视通过“临时工”来避开劳动法规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合法合规”地制造封建时代才存在的等级制度。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每年考研、考公时期,社交网络上都会有这种说法:“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说白了就是考研成功、有了编制,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就是人上人了,觉得自己的恋人不配自己了。在历史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代表是陈世美,是被老百姓唾弃的对象,现在竟然能成为光明正大、被认为合情合理的现象了。


我很担心,【高考+考研+考公/考编】会成为第二个科举制。科举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几本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认为是:第一会钳制人们的思想,社会上的人才全都搞科举了,整个社会活力会大幅下降;第二会造成“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

这次对于易烊千玺家族信息的挖掘,又看到了浓浓的封建宗族色彩:


看这种“宗族”现象是不是跟徐州丰县事件非常类似?


我们的角斗场是考试卷子,这就是做题家之路的代价。如果有更轻松的道路,如果有资本愿意碰我们做流量明星,如果有一整个“子彬公大家族”为我们的前途劳心劳力,我们心甘情愿去考试的角斗场搏杀吗?


做题家固然有着很深的局限性,小镇青年肯定没有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们见识广、眼界宽、经验多,也往往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神经紧张,所以入不了《中国新闻周刊》杨时旸主任的法眼,但是我们需要更深一步思考:是谁让小镇做题家们的路越走越窄了呢?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


(三)生理与心理的缺陷

身为做题家的一员,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做题家是一种自嘲、一种身份认同;但不是护身符,不是谁也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我们要正确的认清自身的局限性,做题家必须要超越做题家。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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