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抵抗力最弱的受害者。到19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时，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就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居民用脚投票，逃离了洛杉矶。
面对前所未见的雾霾灾难，洛杉矶人并没有选择戴上口罩，躲回家里，欺骗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表达不满。最具力量的，是幽默和讽刺。
1950年代，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这种罐头标价35美分，在游客众多的商店里出售。五颜六色的漂亮罐头上贴着标签：“这可是好莱坞大明星们呼吸的正宗雾霾啊，里面有如假包换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化物。如果你想要保持这瓶雾霾的新鲜度和纯净度，那你一定要把罐子封好哦。”
雾霾罐头
人们还印刷出了“雾霾明信片”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精美印刷出来的并非我们熟悉的城市明信片中那些绚丽夺目的标志性美景。航拍角度的镜头下，是60年代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模糊不清的天际线。远处的山顶的白雪若隐若现，一切犹如被炖在一锅黏糊糊的毒物之中。
一张1970年代的“雾霾明信片”
谁也没有想到，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是一群家庭妇女。
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大学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
1949年一个炎热的清晨，斯密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香味实验室里忙着提取生菠萝的香味。被方程式和浓郁的香味弄得头晕眼花的他决定放松一下，走出大楼，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可是，吸进去的空气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像漂白剂一样刺激难闻。彼时49岁的斯密特患有严重的咳嗽，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转而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
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
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当时洛杉矶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所有汽车巨头都把洛杉矶看做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斯密特却蹦出来警告：“不，汽车产业会置人于死地”，后果可想而知。同时，一些民众也开始了对斯密特的恶意攻击。他们怨恨他将雾霾和汽车排气管联系起来，认为他在暗示开车的普通民众也负有责任。
斯密特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他遭受人身攻击和诋毁，加州理工大学校委会被施压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他的校园讲座也流产，所到之处会有观众质疑他的信誉。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他被迅速孤立起来，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嘲笑扑面而来。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上个世纪初开始，大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须品，“车轮上的城市”由此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