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这样，斯大林通过上述一套烂熟的手法，非常自如地将那位别人都无可奈何的贝利亚罩入了网中，只要他老人家再将网口用劲一提，贝利亚顷刻便会被生擒活拿，然而， 随着斯大林病情的急剧加重，他已无力将网口收起，行将就缚的贝利亚于是从网口中从容地逃脱，他那本来是山穷水尽的命运于是也便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除斯大林外，苏共中央主席团(
从十九大开始中央政治局改称中央主席团
)的衮衮诸公 虽在排名上有先后之分，但在地位上却如齐肩的兄弟，斯大林逝世当天——1953年3月5日，兄弟们聚会相商，较为平均地瓜分了中央的党政权力，其中马林科夫取代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算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除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又分别兼任内务、外交和国防三个最重要部的部长；伏罗希洛夫任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担任书记处首席书记并主持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尽管如此，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还是没有放弃对第一把交椅的觊觎，其中贝利亚最先开始了向那把交椅的冲刺，他苦心积虑，恩威并举，所采取的措施常有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妙。
马林科夫的屁股刚一沾上斯大林的那把交椅，贝利亚就借口为斯大林举行葬礼需要维持秩序，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把几个师的内务部队开进了莫斯科，部队配备坦克和装甲车，士兵手持机枪和火焰喷射器，浩浩荡荡，好不威武。贝利亚把这些部队精心部署在 了市中心各办公大楼等要害所在和送葬队伍经过的各条主要街道上。不用说，只要贝利亚一声令下，这些部队便会饿狼捕食般地冲向任何地点。此举既可确实增强他的实力， 又可使那些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诸公不仅放弃同他的权力争夺，而且为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与前途考虑而拜倒在他的脚下。紧接着，这位不知使多少人蒙冤入狱，死于非命的刽子手，匠心独运地把精力转向了“宽刑”和“平反”工作。
1953年3月27日，在贝利亚的积极推动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内务部提出的《关 于特赦的命令》，宣布：“凡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以其在工作中的诚实态度证明可以重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社会上有用成员的犯人，已毋需将其继续拘留在拘留所”，因此予以释放。
《命令》还指出，应修改刑事立法 ，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害性较轻的罪行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罪行的刑事责任。根据这项特赦令，有100余万囚犯被释放。但是这些囚犯很快就证明， 他们无法“过诚实的劳动生活”，他们一经释放，马上便重操旧业，偷盗、抢劫、强奸 无所不为，刑事案件陡然上升。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的“群众来信”， 反映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发现了刑事犯和累次犯罪分子团伙以及他们在此威胁下终日心惊肉跳的处境，呼吁加强公园和街道的巡逻，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件事虽然证明了贝利亚那个特赦令的不切实际，同时却也向人们表明，他贝利亚不是那种热衷于严刑竣法之辈，更妙的是，他在斯大林葬礼期间调来的那几个师由此找到了长驻莫斯科以“维 护首都治安”的借口。
4月4日，贝利亚掌管的内务部发表公告，宣布为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平反。公告称，今年1月份公布的对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医生间谍恐怖集团”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因此恢复这个案件中一切人的名誉，并予以释放。公告义愤填膺地指责前国家安全部为了弄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竟然“采用苏联法律不允许和绝对禁止的侦讯手段 。”4月6日，《真理报》就该案件的平反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案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标准的，”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动性”，“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逮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 。”“柳明之流企图假手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恨。”“前国家保安机关 穷凶极恶地践踏苏维埃的法律。”两天后，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刚担任不久的中央书记 的职务。
又是两天后，即4月10日，贝利亚又对“明格列尔案件”进行了平反昭雪。他亲自前往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把那些新上任的官员悉数调离，而将他的追随者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则因参与制造“明格列尔案件”而遭到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