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就是最早的状元笔记、黄冈密卷、《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买了教辅材料，还得上名校。明清时期，苏州有个名校，叫紫阳书院。当时有个姓潘的大家族，世代经商，本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原则，特意迁居苏州，整整花了一百多年，耗费五代人的心血，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跟三十九年培养出了两个进士。
这两个进士，是用钱砸出来的。《儒林外史》里，范进向岳父胡屠户借钱考试。胡屠户张口就骂，“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
有万贯家私，才掏得起路费，请得起名师，才能在科举考试中稳操胜券。事实证明，明朝有47.5％的进士出身平民，到了清代，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7.2％，等到1865年后，江南地区的进士全被官宦子弟垄断了。
历史总是相似的。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今天县一中逐渐让位于超级中学。从新东方到学而思，两大教育机构市值均超过百亿美元。《人民日报》撰文批判，月薪三万买不到孩子的未来，是中产阶级的矫情。
但是当经济水平开始影响科举成败，形势就很难挽回，负担逐渐加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就成了大赢家，这才有了“天才英才，半数尽出江南”。
跟江南形成对比的是山西。整个明朝一共录取了24599名进士，山西出了1112个，占了4.5％，占人口总数的0.021%，远远低于江南地区的15％跟0.067％，至于状元嘛，山西一个也没有。而在辽东，中下层地主读书人纷纷投奔后金，你猜此地终明一代出了几位进士，92。
山西人在科举上占不到什么便宜，就跑去做生意。山西人“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明朝为了养活边塞军队，鼓励商人把粮食跟军需贩运到边境，换取卖盐专利。为了得到卖盐的许可证，晋商开始“走西口”。
一开始他们把粮食卖给明军，后来发现蒙古人女真人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很大，就偷偷跟蒙古女真部落开展贸易。到满清入关前，为了对抗明朝的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开出高额利息向这些晋商借钱，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家晋商不仅为满族人提供了大量的铁器、粮草，还替满族人刺探情报。
对土地贫瘠，只能靠做生意吃饱饭的山西人来说，谁当皇帝不是皇帝呢？
那时候的明朝，南边的福建人勾结倭寇，明末清初五大降将四个是福建人；中原灾荒严重，河南读书人牛金星李岩助李自成一呼百应，带着一帮灾民一路打到北京。
万历三十八年，出身江南世家的钱谦益参加了殿试。殿试主考官有五个人，其中四个都是东林党人，为了拉拢钱谦益加入东林党，主考官叶向高提前向钱谦益许诺，会定他为状元。没想到当时的宣党头目汤宾尹为了打击东林党，暗中贿赂宫中的大太监，把状元换成了自己的门人韩敬。后来东窗事发，韩敬丢了官职，因此对钱谦益怀恨在心。
天启元年，钱谦益被任命为江浙科举主考官。为了报复钱谦益，韩敬到处散布谣言，说只要在试卷上写“七字经”，就可以被录取，借机赚了一大笔钱，还把罪名嫁祸到钱谦益身上。事后，钱谦益因失职被罚俸三个月，并因此丢了官。
这在之后，倒霉的钱谦益三起三落，因为他东林党人的身份，一度遭到阉党打压。直到崇祯元年，崇祯帝让吏部官员拟定一份新的内阁名单，钱谦益也在其中。
这份名单引起了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强烈不满，两人联合起来，把这事儿与朋党之争联系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满朝具是谦益一党”。群臣越是为钱谦益辩解，崇祯帝便越是坚信温、周的说辞，钱谦益不但又一次丢了官，而且长期得不到重用。
就连钱谦益为首的江南士子，也纷纷在大病压境时降清，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文坛领袖，东林党魁，钱谦益降清后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有人说，明亡这口锅，就该钱谦益来背。连电影《柳如是》里都编排了一把钱谦益，说他娶了名妓柳如是后，为了给柳如是买豪宅，就仗着自己科举主考官的身份，亲自编写科举辅导教材赚钱。
钱谦益冤枉啊。《桃花扇》里的书商蔡益所说了，今年乡试，圣上准了钱谦益的奏折，要改变文体。题型变了，辅导书也要变，于是蔡益所请了几个考试辅导专家，按照新题型编了一本教材，保证考的全会，会的全对，欲购从速。
天下小吃出乾隆，江南士子对科举的垄断造成了制度性困境，因为钱谦益是儒林冠盖，这口锅让他一人背起来。
与其说是明亡于钱谦益，不如说是明亡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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