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与治水社会：为什么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经济观察报书评 · 公众号 · 读书 · 2020-12-11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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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是学术话语的核心，可作多种理解和运用。从话语原创及其影响看，“早熟”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与“早迟”对应，即文明进程的早晚时间。这一理解没有价值取向；二是可与“早衰”，即有的文明和国家进程因为过早的出现而导致后来的停滞和落后。这一理解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相当多的学者都是从这一意义上运用“早熟”定义的。如福山在肯定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有效性比西方国家更早之后，又强调这种体系“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而后者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黄仁宇也是从近代中国落后衰败的角度使用“早熟”的。他在表达“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时，紧接要说的是，“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在表述“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之后，紧接着要强调的是“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和钱穆也是将近代中国的落后衰败归之于“早熟”，是过早的“成熟”导致了后来落后的“早衰”。侯外庐更是直接认为，“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古代社会‘早熟’的必然结果。”

从“早熟”定义的第二层涵义便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蕴含着价值成分。价值体现着事物的应当性和正当性。任何概念都具有价值的高低阶位的属性。“早熟”相对于“正常”是个低阶位概念。其应当性和正当性不够。“早熟”意味着应当出现的而没有出现，其正当性自然就不强。正是“早熟”导致了“早衰”，由“早衰”则可推导出“早熟”的非正当性。由此可见，在理解和使用一个学术概念时，一定要辨析其涵义、影响，特别是蕴含的内在价值。

从内生演化的角度看待国家成长

“早熟”的定义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在于概念生产者的认识视角。

任何知识的生产者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下进行生产的。首先，知识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者所处的方位，即从什么位置出发看待事物；其次，在于生产者的标准，即以什么坐标来衡量事物；再次，在于生产者的依据，即以什么根据来判断事物；最后，给出其定义。

“早熟论”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当时正处于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高点。思想家更多的是以西方，特别是具有现代性的西方为坐标来认识事物，从现代文明和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历史。这是时代所然。“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的认识和“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的结论均是如此。

显然，“正常”“现代”是以西方文明和国家为标准的。这在于当时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正处于历史的高点。西方思想家们更多的是从高点上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来认识世界。而当时的非西方国家还缺乏对自我的认识，更缺乏理论的自觉，也不可能为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提供认识依据和交流碰撞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早熟论”很容易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偏差，使得人们更多的是从“早熟论”的第二层涵义上，即从“早衰”的角度去理解“早熟”。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从“早熟”的第一层涵义上，即从“早迟”的角度去理解“早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也不自觉地转向了“早熟”的第二层涵义。这也是时代所然。毕竟当时的中国处于相对的低点，西方文明和国家处于相对高点。人们的认识不能不受其影响。

然而，发源于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随着文明和国家主体性的建构，人们对以西方和现代为标准的“早熟”定义有了自我反思。我国的编译者对收入到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马克思关于“早熟论”的一段话作了适当的修正。新版中的马克思的话是这样表述的：“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新版的话删去了1955年版的“惟”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话语，并且联系上下文，马克思对于各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这一修订有助于改变沿袭已久的西方现代中心主义的视角，但远远还不够。与“早衰”相对应的“早熟论”话语毕竟影响甚深。近几年，有学者已意识到用“现代”话语比附历史的问题。秦晖将这种比附的“现代”称之为“伪现代”。但无论是“现代”，还是“伪现代”仍然受限于西方和现代的参照，并不可避免会受到蕴含在这一参照系内的价值的影响。

所以，要从根本上梳理“早熟论”，必须从话语生产方式切入，转换对文明和国家认识的视角。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事实上，将政治现象置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在阐述各类人类文明的儿童时代后，紧接着说到，“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只是这一论述尚未作为政治学学科的认识基础。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则强化这种理论自觉。杨光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历史政治学的学科意义，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历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也为我们辨析“早熟论”并建构起新的认识视角提供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