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目前形势下，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