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来我从她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还是不错的。她的人生道路确是大起大落崎岖多变，她的前半生堪称坎坷曲折。幼时她就没享受到受宠娇女的快乐。其原因倒不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贫困——从她那雍容的气度就可看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家世背景的滋养，那是造就不出来的，而是出于精神上的压抑。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而且有两房妻子，虽然他曾受过新式教育，却似乎还是秉承了某些旧军人作风，尽管她的母亲是他所爱，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远不苟言笑，徒有威严而少温情。特别是在她们这一房回归大家庭之后，上有重男轻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亲的另一位缠足又不识字的妻子，同辈又有异母的恃宠而骄的“长子长孙”。尽管屋宇阔大，仆从众多，生活优裕，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她从小就得忍受重重约束。只有混迹于仆人群中，她的活泼天性才能得到释放。即使如此，她的父亲也没等到她长大成人就在内战中死去。和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后所遭遇的种种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读大学，恋爱结婚，据熟悉她的朋友说，她的如意郎君是位学问既佳(同校政治系的高材生)、又风度翩翩的大家子弟。原该是柳暗花明，幸福到来。不想这位公子却是个经不起风雨的大少爷。当他们拖老带小全家迁往台湾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从未遭受过的生活压力，他很快就颓唐沉沦精神崩溃了。他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整个担子落到聂华苓的肩上。她在承受这副沉重的担子的同时，还得承受对于丈夫的失望的精神打击。这还不算，她又卷入了台湾有名的《自由中国》事件，她所安身立命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杂志被查封了。这不仅在精神上再次给她几乎致命的一击，而且经济上也几乎将她推入绝境。……每听她回忆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望着她明媚的脸上所布满的阳光一点点黯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觉得命运对她够残酷的。命运是不是有意地在励其心志?没有这些曲折的经历，她怎么能够对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有那么深的了解?她怎么能够对旧家子弟出身的某些软弱的知识分子有那么深的认识?怎么能对1949年的国事变动，对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低层公务人员、老兵、平民百姓的心情有那么深的体会?有了这些经历，才会有《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才会有《桑青与桃红》，才会有对桃红的鼹鼠般潜伏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中、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深刻描写。她从小的生活就与整个社会相关联，她的前半生始终与社会变动相关联。这就是她这些作品的来历。
六十年代安格尔的出现是她生活的一大转折。苦尽甘来，她和安格尔的相爱、相知、终于得以相守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种族的差异，婚姻的状况——当时安格尔还没有了结他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离婚在美国也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都形成一道道屏障。而她，携带幼女跋山涉水来到他乡，不仅是他乡，还是异国，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生活毕竟出现了希望。她先是进了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文学，1967年她与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直到1971年两人才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尽管一波三折，凭着两个人不渝的真情，凭着聂华苓的聪颖的资质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走出了阴影。对于聂华苓来说，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事业的双重阴影，她找到了终身的归宿。不但获得了完满的家庭的幸福，而且和安格尔创办了共同的事业。她终于摆脱了那块是非之地。从旁看来，这项工作有意思得多了，活动的空间也宽广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陆作家到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流访问，首先是由“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聂华苓沉睡多年的本性得以复，被压抑多年的才干得以发挥。快乐、幸福、成就感使她精神和容颜同时焕发。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笑语不断神采飞扬的聂华苓。1991年安格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聂华苓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用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在对于安格尔的爱的支持之下，她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她用笔承续他们未了的情缘。于是有了《鹿园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