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和许多社会变革一样，战争时期的物资紧缺，真正巩固了分体式泳衣作为时尚主打产品的地位。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短缺，导致女性放弃束身胸衣而选择胸罩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丝绸、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的配给也导致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WPB）颁布L-85条例，要求将女性沙滩装使用的布料减少10%。
结果，设计师们取消了裙子等装饰元素，增加了经济实用的分体式泳衣的产量。
因此，当战争终于结束，欧洲人能够再次涌向海滩时，泳衣设计便发生了更大的革命。
这款革命性的新泳衣，由两位法国设计师雅克·海姆（Jacques Heim）和路易·雷德（Louis Réard）于1946年同时设计完成，两人当时都在努力解决战后布料短缺的问题。海姆的设计被他称为原子弹（l'Atome），虽然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设计更暴露，但却仍然遮住了穿着者的肚脐。
路易·雷德与泳装模特。© Harper's BAZAAR
相比之下，雷德的设计真正突破了体面的界限，它由两块三角形布料组成，用绳子连接起来遮住乳房，另外两块三角形遮住耻骨和臀部。
雷
德意识到，
“就像原子弹一样，我的设计虽小但破坏力十足”
，于是给他的作品起了一个当时占据新闻头条的名字：比基尼（Bikini）。
在1946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比基尼环礁。该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岛链中，距夏威夷西南3000公里，由23个珊瑚岛组成，环绕着一个直径30公里的中央泻湖。数千年来，比基尼是几百名马绍尔岛民的家园，他们以捕鱼和种植椰子为生。1885年，德意志帝国吞并了该环礁，并将其用作椰子油的生产中心。随后在1914年，当时属于协约国的日本帝国从德国手中夺取了马绍尔群岛，1920年，根据国际联盟的南洋群岛托管原则将该群岛委托给日本。
比基尼环礁。© wikipedia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比基尼，以保护附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夸贾林环礁（Kwajalein Atoll）。比基尼环礁一直被日军控制，直到1944年2月，经过激烈的战斗，美军才夺回了夸贾林。此时，比基尼的驻守日军只剩下5人，他们选择用手榴弹自杀，而不是投降。
故事本应就此结束，比基尼只是美国艰苦跨岛作战中数百个珊瑚礁中的一个。
但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不到4个月，美国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这片曾经默默无闻的岛屿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永远改变了现代战争，这一点虽然人尽皆知，但人们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如何改变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位于冷战，军事战略家们开始思考如何最好地使用这种令人敬畏的新武器。它能在战场上战术部署吗？还是只能用来摧毁平民中心？它对什么样的目标最有效？美国海军对陆军空军垄断核武器运载感到不满。
与此同时，空军认为海军舰艇极易受到核攻击，这种武器的出现实际上已经使海军过时了。
时任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助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未来的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参与了这场激烈的争论。施特劳斯建议进行一系列测试，以评估核武器对海军舰艇的影响。“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测试，”施特劳斯辩称：
“……会有传言说，在这种新武器面前，舰队已经过时了，这将影响到用于维持目前计划的战后海军规模的拨款。”
几个月前，这种试验就已经被提议了——尽管结果完全不同。1945年8月，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
（Brien McMahon，后来起草了《原子能法案》并担任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
公开提议，使用俘获的日本帝国海军舰艇来证明海军面对核武器的不堪一击。不出所料，麦克马洪的提议得到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将军亨利·阿诺德 (Henry H. Arnold）的支持，他希望证明只有空军才值得拥有核武器。
因此，两个军种都推进了各自的计划，海军的项目于1945年10月27日由美国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公开宣布。正如陆军助理部长霍华德·C·彼得森（Howard C. Peterson）后来所说：
“对于公众来说，这次试验关系到海军的未来……如果海军经受住的考验比公众想象的要好，那么在公众心目中，海军就‘赢了’。”
陆军最初推荐少将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来领导试验，他是研发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军事总监。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
由于海军将提供大部分人员和资源，因此试验应由海军军官负责。因此，他们任命海军中将威廉·HP·布兰迪（William HP Blandy）领导陆军/海军联合特遣部队。
布兰迪的参谋人员还包括海军少将威廉·S·帕森（William S. Parson）、陆军少将威廉·E·凯普纳（William E. Kepner）和安东尼·C·麦考利夫（Anthony C. McAuliffe）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技术总监RA·索耶（RA Sawyer）博士。
然而，军方和民间都怀疑，海军会试图操控试验以谋取私利，参议员麦克马洪认为他们“不应该独自负责实施可能确实决定其存在的行动”。面对这样的指责，布兰迪中将同意将更多目标舰船比最初计划排列得更紧密，并成立一个民事委员会来评估最终结果。然而，他拒绝了陆军要求舰船装载燃料和弹药的要求，认为内部爆炸可能会导致太多舰船沉没，从而妨碍测试后的研究。
1946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并宣布了这项被称为“十字路口行动”（Operation Crossroads）的计划。
该行动由布兰迪中将亲自命名，他解释说：
“显然，战争，甚至文明本身，已经被这种颠覆性的武器带到了转折点。”
很快，“十字路口行动”就遭到了各方的严厉批评。
包括科学总监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内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认为，这种测试毫无必要，在实验室中就可以更容易、更安全地获得预期结果。
三位一体核试验后，奥本海默（前排左三）和其他科学家、军官在现场。© US Army Signal Corps
此外，他们警告说，在水下引爆核武器会产生放射性的“女巫汤”（Witch's Brew），可能破坏当地环境。因此，奥本海默拒绝了见证测试的邀请，而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多数同事也都对十字路口行动敬而远之。其他人则在争论测试的结果会是什么，以及原子弹是否真的可以作为海军武器。正如1946年3月16日《十字路口行动通讯》中的一篇文章所述：
外行人和科学家都认为陆军和海军已经过时，展望未来，评论家们描绘了一场按下按钮就能进行的战争，人类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自我毁灭。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原子弹被高估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菲利普·莫里森（Phillip Morrison）博士说，如果原子弹在空中爆炸，对比基尼环礁的船只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航空专家亚历山大·P·西韦斯基（Alexander P. Seversky）少校告诉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他“不介意待在离爆炸地点最近的船只甲板下”。
在外交方面，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 Byrnes）和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等政客担心，“十字路口”核试验会激怒苏联，并破坏最近提出的阿奇森-利林塔尔计划（Acheson-Lilienthal Plan），该计划旨在将核武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以防止未来发生冲突。
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美国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推动废除核武器，这非常虚伪。用美国广播公司电台评论员格拉姆·斯温（Gram Swing）的话来说：
“在比基尼，海军正在为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失败做准备。一方面，我们努力让世界摆脱一种可能使文明倒退几个世纪的武器……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训练自己使用这种武器。
所以我们努力拯救文明，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摧毁文明，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周末。
”
伯恩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谈判，他敦促杜鲁门总统将测试推迟至少6周，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完全取消测试。杜鲁门同意前者，将第一次测试的日期从5 月15日推迟到7月1日。然而，官方的说法是，推迟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国会议员在夏季休会期间参加测试。
反对者，包括动物权利组织
（他们抗议使用动物作为放射性测试对象）
和国会，国会质疑摧毁价值4.5亿美元的目标舰船是否明智。对于后一点，布兰迪中将反驳说，这些舰船大多是过时的舰船，实际上报废后的价值只有370万美元左右。
尽管如此，十字路口行动还是按计划进行，1946年2月，勘测船“萨姆纳号”（USS Sumner）抵达比基尼岛，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特遣舰队在泻湖中开辟航道。选择比基尼环礁有几个原因，包括其与世隔绝、气候宜人、适合作为避风锚地、靠近夸贾林岛的陆军空军基地以及人口稀少。
准备参与十字路口测试的部分舰只聚集在珍珠港。©
wikipedia
当“
萨姆纳号”
进行准备工作时，马绍尔群岛军事总督本杰明·怀亚特（Benjamin Wyatt）准将召集了周日教堂礼拜后的比基尼岛民，并询问他们和他们的君主朱达·凯西布基（Juda Kessibuki）国王：
“你愿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牺牲你的岛屿吗？”
“如果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愿意利用我们的岛屿和环礁，并在上帝的祝福下造福全人类，那么我的人民将乐意去往别处。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1946年3月6日，多台摄像机拍摄了怀亚特准将与比基尼人“商讨”撤离事宜的画面。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3月7日，美国海军将167名比基尼岛民全部疏散至216公里外的荣格里克环礁（Rongerik Atoll）。尽管他们相信自己的搬迁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返回家园，但历史却另有安排。与此同时，
比基尼岛迎来了由242艘舰船、156架飞机和42000多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的庞大联合舰队。
与1945年7月16日进行的第一次核爆炸——三位一体试验的严格保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字路口行动”很快成为当年的全球媒体盛事，营造出一种近乎狂欢节般的氛围。
来自15所大学和几家私营公司的数百名民间科学家，以及世界各地新闻机构的数十名记者出席了该行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驻扎在“阿帕拉契号”指挥舰（USS Appalachian）上，这艘舰很快就被称为“新闻舰”。
不过，最初并没有邀请外国观察员，这导致《华盛顿邮报》等评论家们的反对，“这些试验将加剧世界的恐惧，即我们认为原子是我们特有的财产，并打算将其作为我们特定利益的武器”。因此，在最后一刻，美国决定邀请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每个成员国派出两名观察员：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埃及、法国、墨西哥、荷兰、波兰和苏联。这些观察员中，有理论物理学家西蒙·亚历山德罗夫（Simon Alexandrov）和赵忠尧，他们后来分别在苏联和中国的核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