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晚清时代预印日记版仍相当流行。但具体到每日记载之时，预先印好的各项空格，往往不能填满。《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几乎每天都有栏目空出，“静坐”项甚至被借来记录睡眠状况，与刻版原意不无出入。惟有“读书”一栏的记载较为持久且充实。《曾文正公年谱》揭示此期日记突出“读书”一项，其实另有渊源：
至是公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格式化的读书功程本是南宋以降书院教学的普遍手段，《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则有意摹仿元儒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程氏日程敷演“朱子读书法”，不仅是一套分年递进的教程，不仅是一套分年递进的教程，更细化到每日自早至晚各个时段温、看、浏览的程序，循环往复，不断增益，从字训、小学书入门，最终掌握包括经传、史鉴、古文、性理书在内的理学知识统一体。与曾国藩日记中的读书描写尤为接近的是，程氏日程针对各段学程和不同类别、功能的书籍，早就区分了
“倍读”“看读”“讽诵”“暗诵”“句读”“点抹”
等不同读法，尤其强调通过“倍读”即出声温诵熟书来贯彻朱子读书法“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的教旨。元刊本《读书分年日程》附有读经、读看史、读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五种日程版格，区分早、午、晚时段和读、温、倍、看、玩索等读法，各标起止之处，供学者摹刻翻印后每日填写，尤与晚清人刻印“日记版”填写读书课程的用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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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所附“读经日程”版格
按预印格式填写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现仅存不到一年的长度，此后曾氏日记的主体便是咸丰八年六月起直到其易箦前一日近14年无间断的记事体。就记事性质和读者预设来看，咸丰八年服阙复出前、后的日记确实有所不同。是年七月，曾国藩致信曾国荃，称“兄此出立有日记簿……此后凡寄家书，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遗漏”；同时与曾纪泽书，亦提到“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
（则徐）
家书即系如此办法”。曾国藩京官时期就有抄副日记寄家的习惯 ，咸丰八年以后致子、弟书中频现“馀详日记中”等语，有意识地将日记作为家书的补充，每月乃至每旬托摺差或专勇带回。咸同时期日记的记事密度有所增强，且不轻易付外人传看。但也不能忽视曾国藩凭借日记为家人确立修身楷模的用心。其中关于读书功程的详尽描写，既是“自讼”功程，又是在胞弟、子侄这些小范围日记读者的仰视目光中宣示的生活典范。
咸丰八年以后日记中的“读书功程”，并没有随着格式简化或记事增密而遭到削弱。读书记载在后期日记中反而更为丰富，甚至有时军事、公牍、应酬等行事竟成了读书间隙的点缀。后期日记仍延续了《读书分年日程》的框架，每日分早起、饭后、傍夕、灯后等时段载录阅、诵、批、圈等读书行为，时而自省读书的功过得失。最能说明咸丰八年以后日记“读书功程”性质的，是日记中不断订立的“日课”。现存曾氏日记一共有11次“立日课”的记载，除了京官时期四次
（1.42、1.48、1.138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第3279-3283页）
，咸丰八年以后七次日课中涉及读书的内容有：
（1）咸丰八年三到四月
（补记）
：读书二卷
（卯初至午初）
；
诵诗、古文
（酉正至亥正）（1.241）
（2）咸丰八年十月初六日附记：
温
熟书、览生书……
（申酉戌亥）（1.310）
（3） 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附记：……中饭后看书，极少十页，极多不过三十页……灯后，
温熟古文
一篇，千字以内者十遍，千字以外者五遍。
（1.411）
（4）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
夜涵泳熟书
，不办公事。
（1.519）
（5）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灯后于文事加意……夜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
（2.780）
（6）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
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
（2.1206-7）
（7）同治八年二月初六日：灯后看书、
诵古文。
（3.1612）
这七次日课涵盖了曾国藩从重出治军到平定太平天国后治理两江、直隶的各个时段，说明读书工夫在曾氏中年以后的修身功程中仍占有重要位置。而日记所记录的每日读书是否“有恒”，正是对这些“日课”贯彻与否的检证。此外，后期读书日课越来越强调夜间高声温诵熟书的工夫，所读内容则突显“诗古文”，更可窥见在摆脱了京师理学圈的视线后，曾氏读书理念和学问取向的新境界。
作为读书规划的“日课”并不能涵盖日常阅读实际，只有将每日记录的读书行为与预订的“日课”相对照，才能衡量曾国藩读书修身的成败。因此，有必要将“日课”落实到每日读书活动的记载，统计现存日记中所见读书行为的动态分布。在排日记载的体裁之下，具体读书行为的变化与分化，更可揭示有意识主张背后一些“见之于行事”的隐微趋势。
归纳读书行为分布和趋势的前提，是确定统计单位。阅读史研究多以书为中心，关注阅读书目及其种类、数量的变化。但各类书籍性质、功能、读法有别，更有部头大小之异：重要典籍需要长期、深度阅读，同一部书可能在不同时空或以不同方式阅读多次；另一些书籍却只是一过性浏览乃至翻看。有意义的数据不是读了多少种书，而是可感的阅读次数，且应纳入每次阅读不同的环境、动机、方式等作为变量。
本文以同一日内同一时段（早、午、晚等）以同种方式（看、温、诵、批等）读同种书为“1次”读书，
作为基本统计单位，在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共计得读书活动
6529次
。
曾国藩由书生而服官治军，日记所见读书生涯亦可按生平大致分成三时期：a）咸丰八年以前片段日记反映的京官时期，共有910次读书记录；b）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服阙复出与太平军作战时期，计1887次；c）同治四年至十一年二月谢世的晚年，计3732次。这一粗略分期只是为了呈现变化趋势。每次读书活动具体的统计项目，则包括：
（一）读书时段、（二）所读书籍类型、（三）读书方式、（四）读书空间、（五）读书频率等
。惟曾氏对读书空间着墨极少，京官时期日记偶而提及湖广会馆等场所
（见道光二十三年二、三月日记）
，中年以后则多记载外出途中于轿、车、船内读书，往往待驻店后再增补批识。至于读书频率，日课中曾计划每日看新书“极少十叶，极多不过三十叶”
（1.411）
，但每为他务打断，加之记载阙略，且不同类型书籍阅读进度有别，统计意义不大。下面仅就前三项进行分类，归纳每项各类别在曾氏人生不同时期读书行为中的占比，以及三项之间各类对应的分布。
（一）每日读书时段
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代表，理学读书功程将每日分为若干时段，强调在固定时段内按特定方式读毕预定书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读书活动，同样有很强的时段意识。按其生活习惯，基本上可以把午饭
（未初或未正）
和晚饭
（酉初）
作为两个区分点，每日分为三段：
1）早段
：包括“早起”“早间”“早饭后”“饭后”“上半日”“午饭前”等词汇以及未初以前的时刻；
2）中段
：如“午后”“下半天”“傍夕前”等，及未刻到酉初以前的时刻；
3）晚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