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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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高中国的家庭消费率有三条路径：提升家庭收入占比、降低购房支出、减少储蓄率。但要看到这些都是表面症状，背后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

首先，在收入分配上，中国公共部门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2018-22年占GDP的8%），这部分收入最终由购房者支付，从而挤占了相应的消费。家庭收入偏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金融投资收益较低，一方面是家庭财富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另一方面在于融资过度依赖土地和政府信用，对资本市场发展产生了一定抑制。

其次，购房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偏高，原因在于土地财政下，住房用地供应受限，使房价相对于收入偏高。根据第三方机构Numbeo的统计，全世界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十个城市中，中国大陆占了三席（北京，上海，广州）。

第三，扣除购房后，中国家庭储蓄率仍高。土地财政的底层逻辑，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基建投资来推动土地升值，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从而进行更多的基建投资。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基建投资而非社会福利。以医疗支出为例，中国家庭的自付比例高达35%，高于OECD国家平均的19%。由于缺少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中国家庭需要为养老，医疗和教育储蓄更多资金。

需要看到，这类长期预防性储蓄和前面提到的短期储蓄不同。居民增加短期储蓄是由房价调整和就业下行等周期性因素导致的。一旦房价企稳，就业回暖，人们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除非社会福利体系显著改善，家庭仍将为未来不确定性储蓄。

去地产化的改革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入的“土地财政”，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税收能力和资本市场都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土地财政动员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与全球化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奇迹。但也要看到，土地财政导致了家庭收入占比偏低，房价偏高，社会福利支出不足，使家庭消费率长期偏低。

三十年后，中国已建成发达的基础设施，而税收能力和资本市场也有长足显著进步。如果想真正提振消费，需要告别土地财政，转向财产税和更完善的所得税体系。这将提升家庭收入占比，降低购房支出比重，并激励地方政府增加社会福利投入，从而减少家庭储蓄、增加消费。

此外，土地财政下房价过高，有房者资产升值，而首次购房的年轻人负担沉重。若将土地收入视为隐形税收，消费倾向更高的年轻群体面临更高税率。因此，财政从土地转向税收，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还将使消费倾向更高的群体有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常见的误区：长期问题短期化，整体问题碎片化

回到本文的核心观点：提振消费的关键，短期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以稳住总需求；长期在于从土地财政转型，从根本上提升消费率。

在这一过程中，需避免两大误区。首先是长期问题短期化：因为“去地产化”是长期目标，便忽视短期稳地产的必要性。近年来的经验显示，虽然家庭购房支出下降，但房价下跌带来的财富损失，加上总需求走弱带来就业市场偏弱，导致人们增加短期储蓄，消费反而变得更弱。其次是整体问题碎片化：只看到表面的症状而非根源，虽能治标但不能治本。只有通过新一轮财政改革告别土地财政，才能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 徐瑾 [email protected]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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