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一直效仿前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机会给少数精英，让他们免费上学等等。国家的财力有限，所以只能有很少学生能上大学。那么怎么样做到扩招？就应该收一定的学费，扩大高校规模。大学收一定的学费合不合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上大学是要收学费的，而义务教育，即小学中学不收费。这是为什么？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因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是全体人民都享受的，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小学中学一直要交学杂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进了大学反而不用交学费或交很少的费了。（注：1989年之后大学开始收很少的一部分学费）。那时候，我们77级上大学非但不收费，国家还给发生活费，这其实是扭曲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4%，远低于别的国家。我们建议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收取一部分大学学费扩大招生。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肯定会有困难。我们建议要大力推动助学贷款。全世界上大学都是有助学贷款的，当时澳大利亚80%的学生都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是至少30%以上的学生拿助学贷款上学。而我们国家很少有助学贷款。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来推动。比较遗憾地是，好几年后助学贷款的体系才建立起来。
3 师生比
当时我们的建议是三年扩招一倍，可是大学没有能力接收也不行。我们查了当时的师生比数据（一个老师教多少学生），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一个高校老师教7个学生，是7比1。韩国是33比1，台湾省是21：1。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15到20比1。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全球较低的水平，为什么我们老师不能多教一点学生。我们认为，师资是没有问题的。
在短期内扩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学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不足。当时国家经济箫条，整个建筑产业一片萧条，只要有资金投入，在一两年内建一些校舍是没有问题的。短期内还可以采取城市学生走读的方式。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走读的。
当时，我们还在国外，把建议书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相关的领导手里。至于怎么送上去谁批的，我们并不清楚。直到后来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议，1999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国家宣布启动扩招。当年就扩招了47%。媒体上把我们说成是扩招之父，我们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当时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趣的是，我在亚行的同事听说了这个故事，也向他的国家政府提出了扩招的建议，结果石沉大海，没有效果。
1990年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有规划，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随后的两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当时的教育部相关部门也就扩招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研讨，并开始加快招生计划增长节奏。对于扩招，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共识，核心焦点是扩大多少与速度的问题。当时教育领域一个主流声音是希望多给一些时间，以做好准备，节奏上也更和缓一些。
现在很多反对扩招政策的人认为，扩招可能是必要的，但当时实施起来太仓促，应该准备好了以后再扩招。要知道，扩招并不是在歌舞升平的背景下没事找事的措施，而是国家在面临危难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危机会如何发展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反对扩招的人特别反感用扩招来刺激经济。很有趣的是他们举的一个理由就是，老百姓交了学费就会减少消费，就不买冰箱了，扩招根本刺激不了经济。记得当时我们还写了文章反驳。不能因为冰箱卖不出去就不让孩子上大学。老百姓愿意拿买冰箱的钱去交学费，恰好是他们认为上大学比买冰箱重要。就教育论教育，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够全面。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政策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不是教育圈的人关心的，但政府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
过去18年来，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们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