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院长：现在买医疗器械，什么便宜就得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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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新生也感慨良多。他介绍，今年年初，医院的救护车突然坏了，打算重新购入一台救护车，但遭到了医院财务部门的反对，“我说为什么不能买？他们说因为‘没有预算’，必须报到明年的预算里，才能买。”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后面，王新生说，“现在我们要买医疗器械，买什么样的，都要报到省里，省里统一招标，然后无论如何，最低价格者中标，什么便宜你就得要什么。”

王新生近年来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取消编制、实行年薪制、实行岗位责任制”，“我们希望政府真正简政放权，不然我们公立医院未来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一点儿没有自主权，怎么去竞争？”

施秉银已经尝到了一点“自主”的甜头。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国家卫计委申请成立一家公司，2016年得到批准。这家新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科研成果的转化，期待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公司给医院“做点补贴”。

实际上，取消药品加成、增加医疗服务费后，像西安交大一附院这样的大型医院较过去仍存在着一年数千万元的收入差距，“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每年挣回这些钱，一点问题没有。”施秉银说。

“这家公司还收购了一家月子会所，收了医院里所有的公车，你可以对外运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施秉银说。

“松散型”医联体责权利不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近年来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由特色学科牵头成立医联体，来帮助更多的基层医院。

不过这一过程，牵扯了医院较多精力。该院院长乔杰认为，这些“松散型”的医联体，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很难做好、做实。比如，一个妇产科的大专家被派到基层医联体单位，在社区坐诊一天，而这一天，最多也就三五个病人前来问诊，且其中几乎没有专科对口的病人，“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种专家在我们医院一天至少看几十个“专病”病人，还有疑难杂症，让他下去基层坐诊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真是资源浪费。”

一些三甲医院积极参与“松散型医联体”的动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邀约，托管某个刚刚落成的新医院。事实上，紧密合作后，大医院才真正有动力去“服务基层”。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翟理祥就接到过很多类似的邀请，他介绍，在广东，包括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城际医院，大多都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邀请，“政府建好医院委托我们管理，或者希望在那个区域办分院邀请我们去。”

据悉，广东省中医院现在有5个院区，3000多张床位，5000多名职工，2016年的门诊服务总量741万人，收治的病人数为11.8万，手术14万（台次），“效率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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