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无事可做，外贸人开始苦中作乐，有人说自己不如去应聘海关，反正现在美国海关正需要懂中文的劳动力，可以用20万美元的年薪覆盖一些损失。从事外贸行业近10年的上海姑娘Koko开玩笑说，她甚至想过要不要彻底改行，去买下那些成为弃货的集装箱，然后把它们拆分卖掉，“就像卖大型盲盒一样”。
7年前，Koko定居美国，开始做起灯具生意，把中国工厂的灯饰卖给美国人。她最新的一批
货是在
4月8日发出的，
目的地是更远的美东，因此还在海上。起初她很着急，每天都死盯着物流公司给她报价格，天天问，天天追。但物流公司的回答总是很一致：报不出来，货没到岸清关，确切的税率数字是什么，没人知道。
连美国人自己都给不出确切的答案，Koko觉得有点荒谬。原来，她会定期去美国海关官网上查询关税信息，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新变化，但现在“推特的信息比官网还快”。或许是变动太多、太快，美国海关系统一度崩溃，这让货物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朋友们同在4月9日发的货，最近陆续到岸，但有的加征了税，有的没有，有的加得多，有的加得少。
面对不确定，Koko的状态反而变得平静，或者说是陷入“停滞”。如果运气好，关税没加，她和工厂尚且可以喘息。但如果加了，这批货的成本会多出5万美元，到销售端价格翻倍，意味着货压根儿不可能卖出去，甚至连继续增加关税这件事都变得没有意义。
那是一种失去标准、命运完全被掌握在他人手里的感觉，还在影响更多人对未来的决策。
苏晓是一家国产中高端母婴品牌的员工。品牌在去年顺利出海东南亚之后，今年初，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市场，苏晓是新项目的团队成员之一。抱着对新市场的热切期待，她们在4月初向美国发出了第一批货。
她们算幸运的，这几天，这批货物刚刚到岸，但尚未到仓。在正式上架售卖前，没有人能真正放心。各类商品里，母婴产品更特殊些，它管理严格，认证、原料要求都会比一般的小商品更苛刻。苏晓和团队后悔没早点把货运过去，又怕被海关或别的因素为难，“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麻烦你”。毕竟，加征关税只是一种表象，背后折射的其实是美国市场对外来商品的态度，是友好开放，还是排斥紧缩。
至今并不明朗的环境，让外贸人们身陷几年来最不确定的周期。不同于事情刚发生
时，赶着催促
货船离岸的忙碌，现在的他们只能空着手等待，一如漂泊中的货船，忐忑地等待到港。
作为最原始、也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几乎没有人能真的做到自给自足，脱离贸易生存。同样，也有无数人依赖它谋生，无论货架上再小的商品，贸易链条上多么渺小的角色，都能支撑起一个家的生计，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最忙碌的那几天，艾莎做了很多事情，她和美国同事之间隔着12个小时的时差，于是24小时不睡，白天联系工厂，晚上跟美国人开会。艾莎告诉我，在所有的工作里，最难的其实是通知工厂停工，以及商量如何分担那三条倒霉货柜的高额税收，她觉得很残忍，因此开不了口。
作为收货方，如果要论损失最小化，最省钱的解决方案是弃货。但这样也意味着，工厂收不到70%的尾款，这批货几乎是白做。好在，开会的时候，不同肤色的人对着电脑沉默，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采取这个方案，大家都不忍心——对面是合作十几年的工厂，艾莎形容他们是“盟友”，以前大家一起赚钱，现在又一起承担变数。
但艾莎的公司也
无法独立
扛下全额的加征关税。三条货柜价值10万美元，税则高达12万美元，艾莎
说，作为
软装设计公司，他们也有自己的甲方，已经早早签下合约，必须要在固定的预算里完成项目，无法向外转嫁多出来的成本。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工厂和他们各承担50%的税，而产线上接近700万美元的货，如今都要先停止生产。
这段时间，很多家具商都在米兰参加展会。后来，工厂老板告诉艾莎，自己本打算等展会结束，也去米兰的奢侈品店逛一逛、看一看，但接通艾莎的电话，世界好像突然翻转，他挪不动步，一个人在展会的大广场里发呆，坐了整整两个小时。
和艾莎一样，Koko也不想弃货，或者把所有加税后果转嫁到工厂身上，她说合作这么多年，彼此有多少收益都心知肚明，“都是赚辛苦钱，不想再给他们压价了。”越来越紧绷的政策里，反而是普通人之间还保留着一些善意和互相理解。
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工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互相缠绕，彼此相连，航线上的两端都处在剧烈的震荡之中。
定居在美国，Koko认识很多从事外贸行业的美国人。和那些陷入停摆的中国外贸工厂一样，美国供应商同样不知所措。她认识一位牛肉生产商，大部分肉制品都会运输到中国的超市里，现在货运不出去了，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些内销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