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约翰·比尤认为当代现实主义的概念起源来自德国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这一概念，德国现实政治的概念起源则是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革命及其失败。1853年，时年仅四十岁的路德维希·冯·罗豪出版了《现实政治的基础》，系统性地阐述和论证了现实政治的概念及其应用。《现实政治的基础》探讨了国家的结构和其内部的社会力量，以作为现实政治的方法基础，而后续的内容则以罗豪的观察视角出发，应用于当代德国的社会环境。
文章应时而著，罗豪写就《现实政治的基础》时，正是1848年民族自由主义理想原则为基础动力的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1848年革命是一场席卷欧洲的政治风暴，也为19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奠基。在这场革命中，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人渴望从帝国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建立自由的、民族独立的国家。而欧洲的中心德意志联邦，一批自由主义者尝试建立代表德意志人民主权的议会，从而摆脱梅特涅和哈布斯堡王室的钳制，建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国家。俄罗斯帝国的干涉、保守主义者在维也纳站稳脚跟，以及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拒绝所谓“贱民的王冠”而捍卫君主正统的神圣原则，以及1850年奥尔米茨之耻中，奥地利和俄罗斯联合压制并决定性击败普鲁士试图利用1848革命风暴整合德意志联邦的事件，粉碎了同时支持民族独立和自由民权的一批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愿望。一大批人成为政治犯和流亡者，另一些人开始寻求在旧体系的框架下实现他们的理想。作为一个同情1848年革命、支持自由主义的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罗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了《现
实政治的基础》。
《1807，
弗里德兰战役
》，法国画家
欧内斯特·梅索尼尔绘制。
弗里德兰战役爆发于1807年6月，它是拿破仑战争中法军与第四次反法同盟军队在弗里德兰进行的决战。
现实政治、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现实
（political reality）
的差异由此产生。以“政治现实”，也就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许与梅特涅或沙皇俄国的主张更加相符。梅特涅认为意大利和德意志都不过是一种地理概念，在先前五百年的欧洲历史中，很少有能与这一观念相抵触的政治现实。1848年革命失败了，事实证明旧君主制度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一场仅仅根植于市民阶层的运动。同一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真正拥有更强大力量的大众政治阶级呼之欲出。从政治现实而言，是工人阶级的崛起最终埋葬了东欧的旧君主制，而工人阶级从原则上并不会简单倒向民族主义。然而，《现实政治的基础》却正是要为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的自由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开辟一条通往权力的道路。
罗豪所推崇的政治现实因此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的表达，现实政治是应对政治现实的手段，一种方法论，而非拒斥政治理想主义本身。罗豪将现实政治的基础归结为四条假设：强者法则、阶级融合的需求、大众观念的重要性及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对政治本质的冲击。通过四条假设，罗豪尝试理解并探索政治现实的运行法则，并为自由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寻找合适的策略：他们必须在君主制和自由主义等问题上让步，以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并利用民族主义展开政治动员。这并非在人民主权的理念上投降，而是政治现实下的无奈之举。
罗豪尝试以政治现实，而非理念原则的方式构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德意志统一的需求并非自由民众的人民主权之反应，而是应对欧洲列强争霸和生存竞争的必需品。关税保护、民族统一涉及国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统一也是必须优先推动的事业。而自由主义的民权叙事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理念——不经由与掌握政治力量的君主、军队的合作，自由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因此，现实政治，或曰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最初的目的是回应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的现实问题。然而，民族自由主义政治家与俾斯麦的合作，以及德国统一的历史路径却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推到了新的语境之下。
德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1860年代的普鲁士自由主义民族派面对两个主要矛盾。其一，他们希望普鲁士的王室政府能够转型为一个更具有代议制特性的民主政体；其二，他们希望实现德意志人的统一。在1848年，这两个理想是同步进行的：通过法兰克福会议，成立一个共和的德意志国，囊括奥地利德意志部分在内的整个德意志地区。1848年革命破裂了，在罗豪等温和自由主义者以现实政治为名展开的妥协中，自由主义民族派开始接受另一个可能：由普鲁士强大的霍亨索伦王室来推动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政府与议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围绕着财政拨款问题，俾斯麦找到了所谓的“宪法漏洞”理论，事实上绕开了议会的批准而维持旧财政预算。这种几乎藐视议会的态度却并没有导致俾斯麦政府与普鲁士议会的决裂。以“现实政治”为名，罗豪为代表的议会自由派容忍了俾斯麦政府，视其为通往德意志统一的“必要之恶”，同时相信自由主义民族派在普鲁士议会中的地位将会迫使俾斯麦与他们走向合作。
1866年的普奥战争实现了俾斯麦和自由主义民族派的和解，由于击败了奥地利帝国而使得民族统一成为可能，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分裂，包括罗豪在内的右翼成立了民族自由党，该
党将在未来十余年中成为俾斯麦政府的首要支柱。“现实主义”得到了实践：资产阶级没有不自量力地试图实现一个过高的目标，而俾斯麦为代表的王室也不得不将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纳入政治决策过程中。
罗兰·温德尔·哈里森，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德意志帝国成为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之间妥协的典范。无数历史学者已经指出，德意志帝国犹如一个怪胎，就连其正式名称都是字斟句酌而设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既不激怒正统主
义者，又可以满足民族自由党对民族统一的多年追求。德意志帝国拥有一个叠床架屋的联邦结构和一个保留了君主权力的联邦参议院，又有一个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帝国皇帝是联邦主席的正式头衔，德意志帝国甚至在法理上都如此暧昧不清。罗豪等民族自由党人得到了德意志国家的名称，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或许是俾斯麦本人：他成功得到了民族自由党人的支持，却维持了普鲁士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