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是如何从史著“变成”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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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是东晋著名史家干宝的著述，他在建武元年经王导举荐任著作郎。两晋制度规定著作郎掌管国史修撰，此时干宝一面修《晋纪》，总结西晋一朝兴衰教训，一面着手撰述《搜神记》。干宝在《搜神记》的序言中自明心迹道：“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有所感起”是就撰述动机而言，作为史家的干宝有感于永嘉之乱的现实，生发出对西晋兴亡治乱的思考。“发愤”借用司马迁“圣贤发愤之所为也”的语典，这暗示了干宝与司马迁比肩的雄心，表明撰述态度之庄重神圣，寄予了他将《搜神记》作为不朽事业的期待。《搜神记》成书后得到时人赞誉颇多，何法盛言干宝赖此著述足以“流声于后”，刘惔以“鬼之董狐”的排调之语表彰其史家直笔之风。

干宝的《搜神记》内容丰富，宇宙观念、地理知识、天文星象、神仙传说、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其中多载录神异之事，这是引起后世误读的重要原因。但《搜神记》在东晋至唐皆被目为史著，这是没有疑问的。干宝所记神异之事并非荒诞不经，而是自觉赓续《春秋》至《史记》《汉书》的史家“记异”传统。我们通过几个例证来勾勒“记异”的思想脉络。《春秋》哀公十四年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麟”非中国之兽，乃是神异之象，孔子认为灵兽之死预示国家衰亡。司马迁视天地异象为人事变迁的预兆，《史记》载诸吕作乱前就有“日蚀”“昼晦”的异象，这就是他“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理路。《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班固认为此异象预示兵祸，是上天对吴王刘濞起兵反叛的示警。这些异象都与现实呼应，史家以“象-应”的思维模式揭示天人关系。干宝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撰述《搜神记》，他借助异象书写意在揭示现实社会，这一表达方式也是《春秋》以来“微言大义”的言说传统。例如《搜神记》记载晋元帝建武元年晋陵东门有牛犊一体二头的异象，干宝以此指向王敦意图废立的政治现实，寄寓他对君臣伦理失序的贬斥。

《搜神记》的史著性质还可以史源的角度得到确证。首先，书中部分神异内容实际采自前代史书，如“犬豕交”“赵邑蛇斗”诸则就本于班固《汉书·五行志》。其次，书中一些神异内容也被后世史书采录，如“郭璞活马”被房玄龄《晋书》袭用，“应妪”之异被范晔《后汉书》采录。有唐至五代的目录皆将《搜神记》著录在“史部”，《册府元龟》将它收在“国史部”，《隋志》将其归入“杂传类”，《旧唐书》又沿袭了《隋志》的分类。可以说《搜神记》的史著性质是唐人的共识，然而这一认识在宋代发生了巨大转向。

二

《搜神记》的阅读在宋代发生了转折，宋人普遍以“小说”视之，这与宋代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宋代书籍的物质形态从抄本变为刻本，从卷轴变为册页，文本经历了增删与修改而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图像的新形态。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娱乐性为代表的平民化趣味成为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阅读群体形成了，他们的阅读形式、诠释方式都迥异于中古。

自宋代始，《搜神记》被冠上“小说”的名目。《新唐书·艺文志》首次将《搜神记》从“史部”移出，改隶“子部”小说类，郑樵《通志》在此基础上以题材为标准将其分到小说类“冥异”子目下，这一变化折射出宋代阅读的新情况。洪迈视《搜神记》为志怪小说典范，评价道“不能无寓言于其间”。洪迈认为干宝作《搜神记》出于嗜奇爱博的偏好，其中无所寄托，这显然与干宝郑重庄严的写作初衷相背。《太平广记》收录《搜神记》时对文本进行删改，其逻辑与洪迈等人一致。例如在“董永”条中将结尾天女自叙受天使所遣之语删去，这样的文本处理缘于宋人的误解，干宝的意图是通过董永孝行感动上天从而证明天人相应，而宋人将这一故事与佛家报应思想联系起来，出于对晚唐以来佞佛思想的警惕，径直裁剪了故事的结尾。宋代的戏曲在题材、情节上受到了《搜神记》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宋代南戏《祝英台》借鉴了“韩凭夫妇”的故事，将“化蝶”的情节嫁接、缀合在梁祝故事的结尾，使得情节更具传奇效果，这也是宋代市民趣味的表征。概括而言，干宝以“记异”来进行价值评判的意图被宋代阅读群体解构了，文本中庄严与神圣的意义被消解，代之以世俗的趣味。

到了明代，《搜神记》的“小说”性质得到了进一步固化，表现之一就是《搜神记》成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其中一些故事被《醒世恒言》《二刻拍案惊奇》改写加工成为新的白话小说。再者就是《搜神记》的文本形态逐渐与戏曲、小说趋同，更适合普通市民阅读的文字加图像的形态成为主流，这是市民阶层崛起与出版业兴盛共同作用的结果。至此，《搜神记》的史著性质被彻底遗忘，而小说性质得到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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