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我成长过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挣不足的钞票。我们村历来是烟叶种植佳地，而我们家算是种植大户，父亲有文化，心又细，所以烘烤烟叶比较讲究。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家收入也只有几千元，严重入不敷出。
记忆最清晰之处都与贫穷有关。五姨父在水城钢铁厂上班，我记得某次给父亲送来一件外套，父亲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长，我使劲卷，衣服太长，我便紧紧扎进裤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说，从来没见我这么帅过。
穷，但仍然有五花八门的税费。秋收要交工余粮，种地要交农业税……记忆最深刻的要数交屠宰税，进入腊月，母亲早早便要将沾满泥土的紫色五块钱放在窗台上，嘱咐谁也不能动用，杀完猪后村干部要来收取。
我1998年上学离开前，村干部都很敬业，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每到税收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便挨家挨户做工作，一丝不苟。如果遇到“钉子户”，还得通过各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导。我周末从县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粮，晚上几乎见不到父亲的影子。
不过，那时候乡情甚浓，人口流动不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有时候收取税费免不了背后挨骂，但碍于面子，除个别人外，即便挂账时间长，基本也能缴齐。在税费缴齐之前，村干部要自掏腰包垫付“钉子户”所欠费用。所以说，村干部并不好当。
但是与计划生育相比，税费收缴只能算小事儿。计生人员下乡堪称“鬼子进村”。别说法律概念，连规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后，计生人员驻家吃喝半月，陆续把他家猪、牛、鸡、鸭都顺走，一罐子猪油没法拿，几个人推到山坡上滚下来取乐。临走时，有个计生员说他新建房子，正好没有门，于是把四扇门也卸下搬走。
更多时候，我家是他们腐败的据点。我家院子很大，他们把“扫荡”而来的“战利品”摆放在门口，像草原上的雄狮，沾沾自喜看着“猎物”，边抽烟边指挥我父母把“缴获”来的鸡鸭炖给他们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错，酒饱饭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初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齿。我妈抱怨说，村支书挣的那几十块钱还不够喂这帮狗。
“鬼子”走后，黑锅还得村干部背。在农村，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浓，一旦谁家媳妇不小心被逮住，家属往往会认为是村干部“告密”。那年头。计生工作堪称粗暴豪放，上环、引产、做输卵（精）管结扎手术，完全不顾别人死活。我一个伯母前两个都是女子，怀第三胎时被抓住，六个多月强行引产，是个男孩。她当时就精神崩溃，我妈说刚引产完，她竟然能从三楼跳下去，毫发无损。至今我伯母也是时好时坏。
既要完成上级下派的计生任务（完不成任务罚款），又要顾及乡亲情面和传统观念，工作开展往往两难，有时候甚至冒着被殴打的危险。
我曾经跟父亲深聊过一次，就那么点钱，为什么要当村干部。他说：“我是党员，镇领导直接点名，说我有文化。而且“赤脚医生”当了二十多年，救死扶伤，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我反驳说：“那你也犯不着被当成工具啊！”父亲沉默许久对我说：“我是党员，抹不开领导面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一点私心吧，说白了，混个脸熟，你们上学，难免会上镇政府开个证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别人连头都不会抬一下……”
这是我对农村党员的最初影响，理论水平有限，但极为忠诚。当时，党员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荣誉和责任，而没有沦为谋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旧地政法》里写过，计生人员的粗暴与恶劣行径，是我当初执意要选择学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们这些“土匪”打架，大抵会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为何不模仿鲁迅？他弃医从文，我选择法学，让法治之光照进现实。
生活永远在别处，你并不是真心热爱农村，你只是想逃避
农村以前不是田园生活，现在更不是，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谁都会想念农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节我带儿子回老家，趁他在土里打滚，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会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农村并非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与其说是怀念农村，还不如说是怀念过去，你并非钟爱农村，你只想逃避现实。
城市在发展，很多商业模式也随着人口流动被移植回到农村，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速度顶点在哪儿，商业模式界限在何处？细细琢磨，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