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过去这20年我主要是跟新经济打交道。我的世界跟ESG离得比较远，但在接触了ESG之后有很多新的感受。以前做新经济的人往往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创新的东西，绿色的东西，不制造污染。但深入思考后，也未必如此。
“把ESG三个字拆开一下。第一个是E，环境。这几年有很多所谓‘绿色能源’。但就拿电动汽车这件事，真的对环境有帮助吗？仔细分析未必如此。（作者注：电动汽车在车辆生产环节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远高于传统燃油汽车，退役电池也存在二次污染。）
“放到更大的层面，新经济背后是不断发展的计算能力，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计算能力对应的就是能源。现在一些挖矿的区块链企业都建在电厂附近。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背后都是巨大的算力。谁来提供这些能源？这些能源能不能可持续发展？都是要探讨的。小到外卖的问题，每天三四千万单的外卖，盒子、塑料袋对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评估？
“再谈一下S，社会。新经济里面的新媒体的话语权现在很大，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比如一个消费者喜欢垃圾食品，媒体就天天给他推送垃圾食品的内容，加强他已有的偏好。作为社会化媒体平台，是不是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很多企业给自己的定位是平台，说上面的内容没法控制。但如果上面有假新闻，出现了负面引导，平台肯定是有责任的。当然，怎么肩负起这个责任值得商榷。
“最后一点，是G，公司治理。新经济企业很强调创始人的作用，比如上市时还要有所谓‘超级投票权’。当年在美国，有超级投票权的只是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到今天发现，去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几乎都拿到了超级投票权。这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正向影响吗？未必如此。”
（作者注：超级投票权能让公司创始人享有比股比更多的表决权，并拥有选择董事会成员等自由。其负面影响是即使公司出现问题和丑闻，也无法对关键岗位进行调整，无法在短时间内撼动创始人的地位。）
在包凡看来，ESG的投资原则不仅可以应用在二级市场，也应该在一级市场探索。就像一个孩子，年轻的时候价值观不正确，成人时要改过来就很难。特别是今天新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已经是主流了，更应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向善而行。如果不是这样，长期看也有很大“监管风险”，因为政府是要代表社会发声的，如果企业影响到社会福祉，政府不可能只看经济回报而无动于衷。
包凡认为，美国政府对于谷歌、Facebook都在加强监管，搞国会听证，这是一种对抗式的关系，通过对抗达到平衡。
中国则有希望通过企业的自觉、社会的监督（包括进行基于事实的定量评估）、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企业和社会需求的平衡。
科技巨头华为正处在一场舆论争议之中。在华为工作了12年的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因为离职赔偿款的问题，被公司举报敲诈勒索，在公安局羁押了251天，后被无罪释放。今年11月李洪元获得了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赔偿的107752.94元，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龙岗区检察院承诺向李洪元原工作单位（华为）和李洪元父亲所在的单位发函，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此事在网上发酵后，引发了极大反响。12月2日，华为对此事首次回应如下：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对华为的这个回应，可以做如下简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