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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剧照
那么，芬兰是怎么做到既卓越又平等的呢？其中的秘诀并非一目了然。我一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这背后一定来自高福利社会的巨额投入。但据统计，芬兰纳税人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略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支出，更低于美国的7.6%；那是芬兰教师的收入更高？事实上，他们比美国同行的收入要低约20%；或者他们的孩子学习时间更长，成绩竞争更激烈？其实不然，芬兰儿童从7岁开始上小学，比一般的国家都要迟；一、二年级学生每天不超过5节课，三至九年级不得超过7节，每上45分钟的课就自由休息15分钟；学校很少考试，几乎不布置家庭作业；学生成绩不进行公开排行，教师和学校也没有与成绩挂钩的激励机制。
在森林里定向越野是许多芬兰孩子体育课的内容（于楚众 摄）
事实上，芬兰教育优越性的答案，就隐藏在它的差异性中，在它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背道而驰之中。
仍在席卷全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目标借鉴了商业管理模式，例如测验责任制，以成绩为基础的薪资，以及基于数据的管理。波士顿大学林奇学院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认为，美国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奉行这种激素式的教育改革，包括小布什政府的“有教无类计划”，奥巴马的“奔向顶峰计划”，充斥着自上而下的干预，市场机制的评价，经营不善的学校纷纷倒闭，新兴学校广泛设置，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如今，这些政策带着更强悍的决心与力道，换汤不换药地继续执行。
芬兰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教育体系不依赖标准化课程、高风险学生测验等对学生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成绩责任制度，而认为学生的内在动力才是促使教育系统巨大转变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芬兰经验更关注平等与合作，而不是抉择与竞争。
为适应芬兰新一轮教育改革，埃斯波国际学校在新校园设计中采用了开放式学习空间
（于楚众 摄）
目前担任哈佛教育学院客座教授的芬兰教育专家帕思·萨尔伯格（PasiSahlberg）曾主导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他认为，
芬兰教育的独特性根植于芬兰社会价值观中，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如基本人权一般受到宪法保障。
平等，是上世纪60年代开启的芬兰教育改革的基石。因此，芬兰没有公立与私立的二元教育体系，芬兰的教育都由国家出资，也不会让教师薪资取决于学生的测试成绩。
抛开各自不同的教育体系，芬兰教育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其实是它的“简单”。它让我禁不住思考，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对教育日益焦虑的心态，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到底什么才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
阿黛浓国家美术馆里的一堂视觉艺术课
（于楚众 摄）
初到芬兰的时候，我期望找到最新的教学法，最先进课堂技术技术，以及让人艳羡的校内设施。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应当给予教师和学生这些条件，但当我们去探访了多家芬兰中学后，却没有发现多少这样的东西。事实上，那些校舍大都建了几十年，朴素得甚至让人怀疑走错了。我慢慢意识到，新颖的设施装备固然好，但更根本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环境。
芬兰教育一系列影响因素中最宝贵的，是教师。在芬兰，教师是最受推崇的职业，甚至超过了医生和律师。
这不仅是因为收入水平，事实上，芬兰教师的薪资仅略高于芬兰平均薪资，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更重要的是，教师在芬兰文化中是“开拓者”，关系到心智建设、认同建构，享受着整个社会的尊敬和信任。教师职业吸引着最聪明的学生，而且都具备硕士以上的学历，因为芬兰人认为，教师必须是“研究型”的，他们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也因此，
教师被给予最大的教学自主权，在课程纲要范围内，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都由教师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