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明王朝的皇帝基本上个个堪称变态，朱元璋暴戾无度，杀人如麻。为了确保他的子孙顺利接班，老皇帝几乎杀光了所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老，一场屠戮动辄成百上千人。但是最后他没想到的是，祸起萧墙，自己的儿子跟孙子争起皇位。朱允炆是个仁义皇帝，朱元璋寿终正寝，大臣们都暗自高兴，老皇帝的残暴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是天下之幸。仁义是仁义，但是少了魄力和睿智，刚上位搞削藩，却又拖泥带水不能一击致命，反而给了对手口舌和机会，最后功亏一篑，让叔叔燕王夺了权力的宝座。
张宏杰在《权力的奥秘：朱棣》一文中把永乐皇帝对权力的运用之术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朱棣比他老子还残忍，诛十族就是他的发明。对于臣下的管理，朱棣和朱允炆完全不一样，张宏杰有这样一段论述，堪称如秉烛夜照，照亮了人性的幽暗面：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正面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天地，造福于民。结果，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氏所说，人民宁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
好一句“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人类社会，几千几万年形成群居的共生关系，从部落到国家，大大小小的组织，社群，不断构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让一群人对另一群人臣服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杀戮让人类社会从混乱走向和平，再由和平又变得混乱。朱棣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对人性的了解洞若观火。暴政与仁慈两相比，我们几乎可以窥探到人性当中的丑陋面：惩处比恩德具有更强大的压服力，更易于管理和统治，更好地让他人产生想要的行为。在管理领域，1960年，心理学家麦格雷格提出X理论和Y理论，认证有人性善恶之别所带来的管理不同。由历史的例子延展开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断：X理论更站得住脚，大棒比胡萝卜要使用的更多。
再来剖析人性。任何人的本能是自利的，马斯洛指出，人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存，当人的生存面临威胁和挑战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恐惧，而恐惧感能让人爆发出巨大的行动力。在古代，生存需求可能是活着，在今天的时代，生存需求则是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生存条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为生活所迫，感觉到自己无法在社会立足的时候，他同样会产生巨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进而激发出巨大的行动力来改变现场，消除危机。
生在职场，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如果一个人始终深深地害怕自己失业，始终深深地害怕因为工作做不好而被惩罚，他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甚至能把事业做到辉煌。作为一个普通员工，要有焦灼感，焦灼感是恐惧感的延伸，焦灼会让人坐立不安，会时刻让人备受煎熬，让你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快速给出最后的答案和真相。焦灼感之下，行动力就来了。所以，难怪那些大人物企业家一天到晚叫喊，我们的企业离倒闭只有一个月。任正非始终思考的问题是《华为的红旗还能抗多久》，《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马云，比尔盖茨，李彦宏，张瑞敏等等时刻不忘给企业的每一个员工灌输危机意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曾国藩讲过一个名段子，领导人的管理风格有三种：不忍欺，不敢欺，不能欺。善良仁义的领导人，下属不忍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下属不能欺；而威严的领导人，下属不敢欺。哪一种管理者更有效率？既仁义，又精明，还威严，当然最好，能带好整个团队。如果三者当中让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个人以为，作为领导人，“不能欺”似乎应该是必备项，至少要懂，让下属欺瞒不了你。但是，领导人也不是千里眼顺风耳，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一清二楚，尤其当企业做大之后。当不懂不明白的时候，管理还是威严一点更好。
海瑞的一辈子，让人敬畏，让人心酸，还觉得有些戏谑。这个人，基本上可以认定，他的生命里已经彻底抹杀了自己，抹杀了一个正常人对世俗所有的欲望，不为钱财，也不为权势，在他的生命里只剩下自己服务的帝国，效忠的君王，只有道义。最有名的莫过于那一段：海瑞做好棺材，上书骂皇帝说，天下人认为陛下你不是个东西已经很久了。这成为海瑞忠义、刚直最具代表性的壮举，是他对皇帝陛下恨铁不成的极端表现，也是他对帝国胆大包天的责任心。无论如何，为国为民不为己，不为恶，虽然一辈子没有做出扭转乾坤、定国安邦的大业绩，同样值得后人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