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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稍微花一些笔墨介绍一下何泽慧。她是钱三强的夫人，他们夫妻俩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凑巧的是，钱三强正是小居里夫妇（约里奥·居里、伊莱娜·居里）的高徒，钱三强于1937年赴法后跟随小居里夫妇长达11年。而何泽慧也于二战期间与夫君一起寄居在小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学习工作。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初创时期，钱三强曾推荐何泽慧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的设计研究工作，但遭到拒绝。有人据此不怀好意地说钱三强是想通过自己的夫人去控制核武器研究所，甚至企图以此事攻击钱三强。后来，另一位中国核弹功臣、“两弹一星”元勋、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的彭桓武听到这个细节后说，钱三强是对的，丝毫没有私心，何泽慧去核武器研究所是完全合适的，她有能力有水平，她没有去核武器研究所才是我们的损失；不要忘了，她在德国读博士的专业是弹道学，就是研究武器的！要是她都没有资格去核武器研究所，还有谁比她更有资格呢？
钱三强在原子能所这“先行一步”成立两个研究小组从事氢弹预研工作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时间内，氢弹理论预研小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数十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中国科学家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日后氢弹研制工作的快速起步奠定很好的理论研究基础。
“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发挥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氢弹研制要加快；周恩来也指示二机部要就核武器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4年10月，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1月，也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三个月后，二机部把原子能所先期进行氢弹研究的黄祖洽、于敏等轻核理论组、轻核实验组的数十名研究人员全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核武器研究所原有的强大研究力量，再加上轻核理论组的力量，两股力量相互协作，各自发挥所长，很快便有了中国的氢弹奇迹。
习近平为于敏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理论研究攻关中，最初形成了两种思路，一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部提出的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二是黄祖洽、于敏在预研时提出的设想，当时是两条思路一起并行攻关。1965年夏，于敏提出了新的方案；9月底，借助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最先进的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于敏带领部分理论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分析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的关键条件，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于敏提出了关于氢弹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来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于敏后来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根据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底，核试验基地召开了规划会议，提出了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确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随即批准了这个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