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革命党人的贡献，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
（Edward J.M.Rhoads）
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
相应的一种说法，认为清朝亡于立宪。它的流行，归功于托克维尔的著名论断：“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引埃里克·霍弗之言辨析晚清史，可视为对托克维尔的呼应：“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要言之，晚清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不仅为革命打开了一扇窗，而且所培养的立宪派，后来纷纷转向革命，与革命党人一道，终结了大清的寿命。不过这个论断，并不能从反向推论，清朝不该立宪，如慈禧太后临终感慨的那样：“不当允彼等立宪。”“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恽毓鼎《澄斋日记》）
首先，结合庚子国变之后的国势，可知若不立宪，大清会亡得更早，死得更惨；其次，立宪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其进度太慢，力度太弱，沦为了苟延残喘的托辞与欺世盗名的骗术，用杨度的话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
说到清朝亡于立宪，则可引出张恨水的名作《清政亡于拖》。标题五字，道破天机。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拖沓。明明可直接立宪，偏偏加上“预备”；预备的期限，明明可短，偏偏拖到九年……千推万阻，一拖再拖，拖到武昌起义，大祸临头，再无退路。如张恨水所云：“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另有一种论调，流传甚广，不亚于以上两种说法，此即清朝亡于废科举。试举一例。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王闿运听说废八股，欣然色喜，以为这是空疏无用之物，早该废止；后见废科举，则大恚曰：“国亡于此时。”遂以废科举之年
（19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