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家儿子不缺房子、不缺车也不缺钱，就是身高比她家要求矮了1厘米，她家就挑这挑那的，她家姑娘就那条件还挑什么，北京的不也才挣几千块钱么，他们家搞不好还是农转非呢，谁看不起谁啊。”
李大妈给儿子相中了一个“条件一般的”北京姑娘，对方在某中学做行政岗位，月入三四千元，家住朝阳花虎沟。姑娘的母亲十分挑剔，嫌弃李大妈的儿子是外地户口、身高矮，这让她非常不爽。
她的儿子今年33岁，曾是一名销售，后来花了3万元自学计算机续了大本，现在是一名月薪2万元的程序员，有房有车，就是没有北京户口。
李大妈曾想介绍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山东女孩给儿子，但儿子却再三强调一定要找“北京的，没负担的”。
“他觉得，外地人挣再多也要背好多年房贷，万一对方父母是农村的，没有医保和退休金，生病照顾还要他管，以后有了孩子也不好上学，还得花钱报课外班，但找个北京的就省事多了。”
这是李大妈第三次来到相亲角，和第一次时的焦虑相比，她的心态已经平和了许多。她已经看清了：在这里，高薪和车房远不及一本北京户口来得诱人。
因此，她早已放弃对未来儿媳的过高期望，只求对方父母好相处、不嫌弃儿子就行了。
户籍和地域间的相互踩踏在相亲角展现得尤为赤裸淋漓。在相亲角的老北京们眼中，京籍和京户有着天壤之别，就像清朝的镶黄旗和正黄旗之分一样。虽然二者都享受着北京户口应有的一切待遇，但京籍才是身份证110开头的正宗北京人，京户再怎么努力也是外地人，有着地域、口音、生活习惯、婚嫁习俗、过年探亲的悬殊之分。
活跃在相亲角的老人们，识别户口和身份的嗅觉极其敏锐。这些城里的老北京总能在三言两语间准确地辨别出京外口音。即便京郊人或外地人讲溜了普通话、吃透了儿化音，也糊弄不了他们。
“你哪儿人啊？”
这是许多精明的北京土著大爷大妈们问的第一句话。
只要察觉对方带着或轻或重的口音，他们便果断摆摆手：“我们不找外地的！”哪怕对方早就举家迁居北京、拿到户口也无济于事。
至于连北京户口也没有的外地人，在相亲角则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在天坛公园，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只能接受区别对待，他们的相亲资料都整齐地堆在相亲角附近的树根下。就像一个被孤立的群体，和北京大爷大妈的背包、水壶为伴，无人问津。
天坛公园，非京户外地人的相亲资料被整齐地摆在树根下，和北京大爷大妈的手提袋、水杯为伍。摄影/费知
3年前，王大爷在天坛公园给儿子相了一个牡丹江姑娘，两人感情稳定，2年就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提亲时，女方母亲却索要20万彩礼钱，不给就不嫁了，这让儿子很受挫。毕竟在北京，嫁女儿是完全没有彩礼一说的。两家在彩礼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不欢而散。
“我们不是看不起外地人，但有些外地人确实动机不纯，拿我们当跳板！”大爷大妈的警惕并非全无根据。在天坛公园相亲角，一个身高不足1米65、大专文凭的东北小伙执意要找一个北京姑娘，他特地在择偶要求一栏注明，对方有轻度残疾也可以。
另一位外地大妈则坚持要给儿子找个北京媳妇，图的就是方便二字。“找个北京的，家里有房有车的，我们生活就不用担心了。”
对户籍的执著，在上海的相亲市场中也是常态。一位上海大妈在浦东世纪公园的相亲活动中，看到一些来自安徽、南京的父母陪着女儿大喊：“我们要做上海人，我们要找上海老公，我们要把那边房子卖了来上海，要在上海生第三代、第四代，要在上海生活下去！”
一个东北小伙在相亲条件中写着，“征：北京户口，没有遗传的轻度残疾也可以”。摄影/费知
但是，这种对外地人的警惕，有时会蜕变为一种激进的排外姿态，甚至对已经取得北京户口的外地人，也充满了敌意。
“外地人目的是什么？他们大量涌进北京，想尽办法跟北京人搞，占北京的便宜，占户口、占房子、占钱，什么都有了，最后又跟你离婚！”一位路过的北京大爷愤懑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