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二，权力来源于国家在国际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提出权力来自一国在网络结构中的节点位置，以至于节点国家更加有能力对他国实施强制，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玛蒂娜·萨托里和斯特凡诺·夏沃等人探究了全球粮食贸易的网络结构，提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处于出口国相对集中、进口国较为分散的结构之中，因此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在内的少数处于粮食出口的节点国家拥有利用粮食出口威胁其他国家的权力。周锡饮等学者比较了俄罗斯在能源和粮食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地位，指出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俄罗斯在全球粮食网络中的节点地位相较于能源网络而言更为强大，即使粮食出口规模小于能源出口，俄罗斯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全球谷物网络因地缘冲突受到了更加严峻的冲击。
现实主义视角将粮食权力视为资源禀赋优势所造就的权力，但是未能关注到这种权力不仅是市场自发形成，更是国家主动干预的结果。因此，现实主义视角难以解释苏联为何未能发挥其农业资源禀赋优势，亦难以说明俄罗斯为何在不断强调粮食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仍然大力支持并推动俄罗斯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视角未能解释俄罗斯粮食产业为何能迅速突破短板逆势崛起，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偏重于探究粮食的单一属性，缺乏对粮食多重属性的关注，因此也未能意识到粮食产业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可遵循相同逻辑。事实上，处于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国家需以粮食供给自主为基础，并推动粮食产业全球扩张以增进本国粮食安全。因此，粮食的政策导向应当涵盖提高本国粮食生产水平和处理与出口对象政治关系两方面的内容，即同时包括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有鉴于此，本文引入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探究在地缘政治压力愈发严峻的背景下，俄罗斯如何兼顾粮食安全与产业发展，还将粮食出口塑造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武器。本文认为，俄罗斯充分利用并放大其粮食产业的安全价值，借由地缘冲突对其粮食供给现状的改变，主动将粮食产业发展升级为国内、国际安全议程中的核心议题。通过一系列“安全化”操作，俄罗斯提升了粮食议题在政治经济议程中的优先级，从而推动粮食产业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最终实现了粮食产业的逆势崛起。
探究粮食产业发展的安全化逻辑，一方面需明确粮食产业能否实现安全化，即厘清粮食议题本身的安全价值、粮食安全议题生成的外部动力以及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需剖析粮食产业如何实现安全化，即阐释如何强化安全价值、确定威胁来源以及进行政策调整。
（一）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基础
巴里·布赞认为，安全问题是指对某种指涉对象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存在性威胁，因此必须采用非常规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哥本哈根学派用“例外逻辑”强调安全议题处理过程的特殊性。事实上，只有特定的行为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特定的方式才能够实现成功的安全化。这种各行为体对某种威胁来源塑造共同认知的过程，正凸显了安全的“主体间性”特征，安全化实践成功与否亦取决于“主体间性”。因此，应当基于安全化的“主体间性”，从所涉议题的安全价值、分析客体的安全现状以及安全施动主体的主观意愿三方面探究粮食议题的安全化基础。
首先，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前提在于，粮食作物本身具有安全价值，其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对国家安全的确造成了负面后果。尽管“安全化”是行为体对议题的建构过程，然而，潜在的“存在性威胁”对于战略能否成功依然最为重要。就粮食议题而言，粮食本身就兼具经济属性和战略属性，因此粮食供给议题存在被纳入安全框架之中的前提。其次，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动力在于，有悖于市场发展规律的危机改变了粮食供给的现状，以至于这一改变无法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予以应对，必须升级粮食议题在政治决策中的优先排序，必须通过国家强势的政策干预以应对这一紧急状态。最后，粮食产业安全化的生成条件在于，具有政治权威的施动者主动在政治决策议程中对粮食议题进行升级，以便于其获得额外的政治经济资源。由于粮食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重较弱、经济收益率低，政治权威在经济议程中对粮食议题的升级通常面临着合法性质询，因此更加有赖于通过安全化操作对其政策调整动因进行安全建构，从而使得政治精英在获取农业产业联盟政治支持的同时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
（二）粮食产业安全化的操作策略
完整的安全化操作策略不仅包括在所涉议题中建构共同的安全认知，还包括与施动者叙事逻辑相一致且能够有效改善安全状态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对于具体议题的安全化实践，其操作策略应当通过官方行动聚焦议题安全价值，在安全化操作中“拉响警铃”；随后强调政治对手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塑造敌人”；最后对所涉议题增加经济政治资源投入，此举可以称为是“政策洗牌”。这三种策略将推动安全施动者改变议题的安全现状，从而使其免受安全威胁甚至成为外交武器。
首先，通过强化所涉议题的安全价值“拉响警铃”，以启动安全化操作。安全实践的起步是突出常规政治议题对集体造成的生存威胁。安全施动者需明确“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将不复存在或者无法以独立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而将“安全”与存在性威胁和极端必要性的逻辑相等同，使其后续的安全化操作更为合理和必要。在国内政策话语中，通过强调粮食生产自主的生存必需性，从而“拉响警铃”，使得粮食生产从常规经济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议题。在粮食安全化的策略中，通过强化粮食作物的生存必需品特征，突出粮食进口所造成的严峻威胁。此举有助于在国内塑造超越既有政治经济联盟的共同体，从而为有悖于常规的政策调整提供合理性。
在对外公开活动中，通过强调粮食贸易的不完全竞争性，从而“拉响警铃”，使粮食国际贸易由跨国经济活动升级为经济外交行为。随着全球粮食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粮食贸易的权力属性被隐藏在粮食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便利之中，垄断的全球粮食贸易结构对全球粮食市场的扭曲被忽视，因此粮食安全常常被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当前全球粮食系统运行的根本缺陷正是垄断性全球粮食贸易结构所致。在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粮食贸易的情况下，国家对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弱弹性特征关注不足、对粮食出口大国通过投资和贸易干预进口国政治自主性的判断不足，以至于诸多国家对突发性粮食贸易中断的应对预案不足。因此，在粮食安全化的策略中，通过强调粮食贸易的不对称性对进口国家带来的粮食安全威胁，粮食贸易被升级为外交活动中的核心议题。
随后，通过锚定安全威胁来源“塑造敌人”，从而为超越常规的安全化行动提供正当性。在安全化操作中，敌友关系创造了忠诚和团结的基础结构，支撑着安全施动者有效决策的能力。通过锚定威胁来源，安全化施动者将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纳入一个集体之中，谋求共同的、高于常规政治诉求的“安全”目标，从而使得安全化施动者能够在行动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国内协商中，突出国际贸易对本国粮食生产自主性的破坏，以便将国内粮食生产框定在爱国主义范畴之中，推动国内粮食产业崛起。由于农业具有自然依赖性高、需求弹性小等弱质性特征，且粮食议题涵盖分配公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分配、环境保护等多个议题领域，因此尽管粮食相关议题在政治议程设置中相当重要，但各方的利益诉求往往难以聚集。故而，通过突出国际贸易对当前粮食自主性的破坏，框定了粮食议题协商的讨论边界，有助于推动粮食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够迅速取得共识。
在经济外交活动中，强调粮食贸易对象的地缘政治属性，以便基于地缘关系开展粮食贸易合作。在全球粮食贸易市场中，少数实现了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的粮食大国是粮食供给的主导方，这种优势会通过国际贸易不断强化。在粮食安全化的策略中，通过强调粮食作物的战略物资特征，突出粮食进口来源与本国外交政策自主间的密切联系，以保障国家的粮食供给免受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威胁。此举有助于将粮食贸易往来纳入各国开展外交关系的考量之中。
最后，突破既有规则约束进行“政策洗牌”。随着粮食安全在政策议程中的排序升级，粮食产业发展能够调用更多政治经济资源，甚至促使其他议题为粮食安全的政策实施让步，从而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巩固粮食安全议题的特殊性，并改善粮食安全状态。在此期间，即使相关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高昂、其他经济领域的收益受损，但是在现实安全威胁或安全焦虑的影响下，决策者对经济成本的敏感度也会有所降低，甘愿接受由此带来的高昂代价。在国内政策调整中，通过向粮食生产进行有倾向性的资源分配，弥补本国在粮食生产中的短板、保障粮食生产自主权。一方面，通过设置生产红线，使本国粮食自给率大幅提高且国外资本在国内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快速降低，从而加强本国在粮食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正向的产业扶持，本国的农业生产者可获得更多经济资源，从而提升本国粮食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以推动粮食产业的崛起。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通过主动开展经济外交提高在粮食贸易中的主导权。一方面，通过实施经济制裁、提高贸易壁垒等方式削弱与政治对手的粮食贸易往来；另一方面，通过开放粮食贸易窗口或开展粮食援助等方式拓展与地缘政治盟友的粮食贸易往来，最终塑造以本国为核心的粮食贸易网络。
综上，本文继承并扩展了安全化的研究路径，搭建了一个从粮食安全角度理解粮食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安全化操作能够开展的基础在于，粮食议题本身具有安全价值、供需现状发生剧烈改变且政治精英有意施动。以安全化催化粮食产业发展的操作策略体现为强化安全价值、塑造威胁来源以及调用政策资源三方面。通过一系列安全化策略，粮食产业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诉求之间的联系被激活和强化，粮食产业得以在国内实现产业发展、在国际抢占更多市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砥柱”以及护卫国家安全的屏障，甚至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粮食产业迅速崛起的过程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可以得到详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