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审公廨”与法权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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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贸易中心从广州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上海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当官的基本上也大愿意让他们进城。上海方面，只有在县城外划一块租界，统一规定在此活动，对于官方来说也便于管理和控制。由于大清子民和洋人隔绝，地方官员也就不足畏惧，问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就又不同了，特别是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残卷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好多的人都躲进了租界里。这样一来，华人和洋人混杂在一起，对于中方官员的管理成本也就大大增加。

英美租界合并后，在1868年上海当局和英美之间商定《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公共租界里设立会审公廨。洋泾浜是上海的一条河流（后被填平，即现在的延安路），正好位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间。会审这个说法，自中国古代就有，明清两代称作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只有是重大的案件才要三堂会审。这样的会审，司法程序相较更为严苛。

至于说上海租界里的会审公廨，简单来说就是由大清官员和洋人领事一起审案子。根据当时中外双方的规定，案件涉及到洋人或是洋人雇佣的华籍仆人，则由外国领事参加会审或是观审。

在名义上，这个机构属于大清的司法机构，在涉及到洋商问题的时候，大清官员不能完全做主，真正做主的，还是背后的洋人。中方的谳员，只能是在纯粹华人案件中才能做主。

会审公廨的设立，不可否认，是洋人对晚清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司法体系确实太落后了。严格说，没有行政和司法的划分。在地方上，行政长官同时又是司法官员，法庭开在衙门里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通过读书入仕的文人，有没有审判断案的能力还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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