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除了依托于婚姻而与皇族与勋贵之家形成的紧密联系，阎氏一族亦从阎庆时期即与李唐一族形成了某种关联。阎庆曾以军功而得诏赐改姓大野氏，李虎亦曾改姓大野氏。陈寅恪曾对此事做过考证。在他看来，“宇文黑獭锐意复古，信用苏绰、卢辩之流，模拟成周封建之制，赐姓功臣之举，乃其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盛典也。”[20]又，“盖宇文泰之赐姓，原欲恢复鲜卑部落之旧制，故命军人从其所統主将之姓，夫一军之中既同姓一姓，则同姓之人数必众，不可无一姓首，而姓首即主宗祀之統将也。”[21]而阎庆与李虎之改姓大野氏或有先后，陈寅恪推测阎庆或后取代李虎掌管了大野氏部之军，而其原因仍在于阎庆与宇文护的姻亲关系，故此举据他推测为宇文护以更亲近的阎庆来替代李虎以收紧军权和限制李虎之举措。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这一观点只能视作一种推测。而无论阎庆与李虎是同在一军的僚属关系，还是阎取代李故而包含有竞争意味的关系，就二者皆曾改姓大野氏，因而皆曾在一军之史实而言，可以概括地说，阎氏在北周时期已经与李氏发生关联。而这种关联在入唐之后能够更实质性地为我们追溯到。尽管不能明确知道阎氏兄弟从何时起加入了李唐的阵营，但据史料，可知阎氏兄弟在李世民为秦王时已经跟随左右。《新唐书·阎立德传》称，阎立德“武德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从平东都。”[22]《旧唐书·高祖本纪》云“武德四年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武牢”、“武德四年五月丙寅，王世充举东都降，河南平。”[23]李世民于武德元年六月封秦王，武德四年十月置天策上将府。由此可大致推测阎立德跟随李世民至迟不晚于武德四年，而或许在开府或更早的时间，他已经追随李世民了。至于阎立本应当是跟随兄长一起的，在立德任秦府士曹参军事的时候，他也已经是秦府库直，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图》亦作于这一时期。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武德四年十月之后，“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24]事又见记于《旧唐书·褚亮传》。
这段经历表明，阎氏兄弟作为秦府旧人，虽官职不显，却始终属于李世民比较亲近的属下。从李世民选立德长女为李泰之妃一事，可见立德在其心目中有一定的位置。须知李泰向来深得太宗喜爱，甚至一度被当作太子人选考虑，故对于李泰妻族的选择不可能是轻易决定的。此外，阎立本初为秦王府库直。据严耀中先生考察，“库直（真）”这一职位“承袭隋朝制度”而来，“在诸王府设库真为隋之通制”[25]。而库直人选通常为“名门亲贵子弟”，且须“才堪者”为之，通常为“有文武令名者”，或“有一技之长”[26]。更值得注意的是，“库真之职因与皇帝或诸王亲近，相当有份量。”[27]阎立本自秦府时期就追随李世民左右，为皇帝画像、为朝中最重要的臣子画像、为来朝的外邦使臣画像、乃至为太宗的爱马塑六骏形象为太宗之弟虢王元凤射虎写貌，桩桩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显露出李世民对他的信赖与亲近。而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不久，阎立本又随之入东宫为太子家令，并在高宗朝最终做到中书令，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高宗对这位一直追随李唐家族的旧人的亲近与信赖。在现今仍能看到的故宫所藏《国铨楷书善见律卷》末尾有“银青光禄大夫行家令臣阎立本总监”款识，可为其东宫岁月之佐证。
阎氏一族在后人看来为技艺世家，这与其在北周时的贵戚家族身份是迥异的。这种家族身份的变化起于阎毗在隋的一场变故。《隋书》将阎毗与宇文恺、何稠列在一卷，彰显的是他工艺方面的才华。然而对这种工艺的记载在文帝朝和炀帝朝却有所差别。《隋书》阎毗传称：“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琱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 。及太子勇废，阎毗则以“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之故受到牵连，“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后二岁，放免为民。” 而炀帝嗣位之后，则“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 从阎毗在炀帝朝之所作为看，炀帝真正看重的是他对于旧事的谙练。《隋书》记录了阎毗关于法驾属车旧制的论述，并于其下称“毗精研故事皆此类也” 。而在后续的记述中，也历数了毗总领长城之役、为帝王恒岳之事营立坛场、高昌王朝见时持节迎劳、将兴辽东之役时督领开渠通漕、营建临朔宫、征辽东时为武贲郎将、在辽东城下宣谕、还拜朝请大夫迁殿内少监领将作少监事 。不难看出，这些事项已经超出了一个能工巧匠的能力范围，在国家工程、舆服制度、邦交礼仪诸事之间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精研故事”，即对于典章制度的谙练。阎毗能够胜任这些看起来应该有着不同专业要求的职任，不可能单纯只是因为他精通工艺，而更是在于他对于经史和制度的谙熟[28]。而看到这一点，对于理解阎立德与阎立本的贡献是尤为重要的。
阎毗在技艺方面的声名很快盖过了其旧朝贵戚的身份，以至于在史官们为阎氏兄弟作传时，已不再谈论其祖上的家世功绩，而只谈论其技艺传家的故事。两唐书在为阎氏兄弟作传时，皆称其父毗，“以工艺进/知名”，由此而顺理成章地解释了阎氏兄弟之“机巧有思”缘于“早传家业。”然而，倘若细数阎氏兄弟之事迹，正如前文对阎毗事迹的考察一样，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贡献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精通工艺。如果说，阎毗真正的贡献在于谙熟旧事，那么早传家业的阎氏兄弟从其父亲那里继承的，也更是对于旧制的了解。
阎氏家族在入唐后，承担着重任的首先是阎立德。我们可以从两唐书的记述中看出，对于阎氏兄弟的记述向来是放在一起的，二人中阎立本更像是跟随着兄长的脚步，在很长时间都是在跟随和接替兄长的工作。故而我们应当首先从阎立德的事迹出发来考察他的贡献。
结合两唐书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阎立德的事迹与历官大致如下：
1） “武德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从平东都。”[29]
2） “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咸依典式，时人称之。”[30]
3） “贞观初，历将作少匠、大安县男。”[31]
4） “高祖崩，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32]
5）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摄司空，营昭陵。”[33]
6） “太宗幸洛阳，诏立德按爽垲建离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34]
7） 十三年，复为将作大匠。[35]
8） “十八年，从征高丽。”[36]“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摄殿中监，规筑土山，破安市城。师还，至辽泽，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筑道为桥梁，无留行。帝悦，赐予良厚。”[37]
9） 又营翠微、玉华二宫，擢工部尚书。[38]
10） “帝崩，复摄司空，典陵事，以劳进爵大安县公。”[39]
11） “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留守京师，领徒四万治京城。”[40]
12） “显庆元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康。”[41]
从上述事迹看，阎立德自武德初至显庆元年，历三朝，近四十年，从衮冕六服、腰舆伞扇到修建宫殿、营护山陵，乃至从征高丽造船、筑土、修路、搭桥无所不能。这种表现与隋书对阎毗事迹的描述非常接近。如前所述，这些事项虽皆关乎技艺，却又各有其专门性，非一能工巧匠所能包揽。阎立德能够胜任这些工作中的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源于对旧制的熟悉。自其武德中造衮冕六服腰舆伞扇开始，即称“咸有典法”、“咸依典式”，可见“有典法”是人们在这些事项上最看重的因素。亦即，阎立德所凭借的并不单纯是一个工匠的创造性或巧思，而是对典法规制的了解。此外，从《隋书·阎毗传》可见，毗亦曾两度从征辽东，在战事及攻略所需营造之事方面积累了经验。立德生年不可考，亦无从考知他是否曾经随其父亲一同征辽，但若说，阎氏兄弟所传承的家业中也包含了这些关于典章制度、营造攻略、征战辽东的识见与经验，这是十分有可能的。由此，阎立德事迹所体现出的他的才能，如其父亲一样，同样不仅仅限于巧思与技艺，而从史书所保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阎氏父子在所涉事项上的奏对，往往在于历数古礼旧制，从而为设立典章制度提供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阎立德的事迹所体现的 ，仍然是对旧事之谙练，故他能在车舆冕服、宫殿山陵、行军征战诸多方面提供意见，使初兴的王朝在诸多制度的细节上能够合乎典章、彰显出法度。
如果说，《隋书·阎毗传》开始将阎氏家族塑造为技艺之家，那么《旧唐书·阎立本传》可以说将这一印象铸造为一种更加深刻的烙印。在史书的描述中，关于阎立本的记述皆从他以将作大匠代其兄而为工部尚书开始。这似乎意味着，最初人们对他的认识只是其兄长的替代者，而其之所以能够替代，仍在于其所传家业，即对旧事之谙熟。然而他也有与父兄不同之处，即其非凡的画艺。尽管史书与画史文献称阎毗与阎立德皆擅画，阎氏兄弟的画艺也可能最初师从其父，而阎立本在像人方面出神入化的技艺却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父兄，甚至可以说独步有唐一代，少有人能匹及。画艺成就了他的一部分功绩，譬如彪炳千秋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使他垂名青史；而另一方面，画艺却也在最大程度地损害他为官的声望。两唐书都在用极简洁的语言记述阎氏兄弟历官事迹的同时花了极大篇幅记录阎立本被称作画师的故事，并以“驰誉丹青”来挖苦他以画艺进身，非宰辅之才。《旧唐书》因而评曰：“二阎曲学甚工，措思精巧，艺成而下，垂诫宜然。”[42]而在最后的赞词中，对二阎之评价只四个字“阎以艺辱”。相比于隋书对阎毗的评语——“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43]，阎氏父子所传承的家业、所付出的辛劳，在《旧唐书》的历史书写中最终只落在“以艺辱”三字上，这种史书的定论事实地展示出阎立本所叹“辱莫大焉”对此家族而言是多么强烈而深刻的教训。
熊秉明先生在《张旭狂草》中指出，“张旭或许是唯一一个因其艺术才华而在正史中得到记载的书法家”，因为相比于其他正史有传的书法家而言，他仅仅因为书艺、而不是缘于政治活动载入史册，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44]。借此来谈论阎立本的话，则我们也可以看到，跟书家相比，能以画艺而写入正史的画家更是少之又少。正史列传中，对于善画之人往往仅以“雅善丹青”之类非常概括的语言一笔带过，而关于阎立本绘画才能的记述则甚至盖过了他作为右相的政治活动的记述，以至于对后世而言，他被保留下来的活动几乎只剩下了画事。这也从另一面凸显出他的绘画具有非凡的意义。
为什么阎立本的画或画事能够获得这样的书写？这也引领我们去反思阎立本绘画活动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