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早在1907年，胡塞尔就已经将“滞留”概念界定为“一个可以用来标识意识相位与意识相位之意向关系(……)的表达”[1](P387)，它刻画的正是这种所谓的“在……中”的意向关联：一种在意识流中关涉自身的意向关联。滞留不是点状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范畴，因而，时间的流逝本质上就是一种形式性的综合生成。按照胡塞尔的想法，滞留要么与前摄、原当下一道构成了活的当下，它被称为原滞留，要么在活的当下的持续生成中自身最终展示为一种综合样式，即体验流的纵、横意向性。在《贝尔瑙时间手稿》中，他一度将体验流的这两种生成样式顺次称为“一维流形”和“二维连续统”。[5](S35)胡塞尔认为，滞留与前摄之间存在一种指引关联，“原体现即是被充实的期待。滞留本身据此必然拥有充实性期待的因素”[5](S7)，而滞留序列也“在同一风格中预期地‘指向’序列的持续的前摄”[5](S13)。由此，“一维流形”对“二维连续统”的构造就建立在如下意识关联之上：滞留内涵实施着动机引发，它将过去样式以合意义的方式投射入前摄，相应地，前摄总是合乎滞留链的合义内涵，它持续地预示着自身将到的滞留变异的充实片段。
因而，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某种形式的行为现象，它是存在性的，而刻画它的内时间意识概念，譬如滞留，也绝不是一种静态的、现成的存在状态，相反，它标明了一种综合生成的关联，我们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流形概念。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胡塞尔何以会对无意识的整体的可探明性持有如此强烈的信念了，现象学似乎可以整体地接管“无意识”了。
问题在于，如果“无意识”能被意识到，甚至能被本质性地刻画，它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视为“无”意识？在清醒与不清醒意识的意义上，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困难，当弗洛伊德以能否在记忆中被勾连起来，来判断被压抑的观念能够成为前意识或意识时[6](P353)，只要考虑到胡塞尔同样将纯粹意识的第一个层次界定为了一种作为回忆之前提的滞留所构建的意识的纵向体验，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的“接管”并非毫无道理，他们显然在“前意识”上明见到的是相同的事态。⑤
但在深层无意识上，当弗洛伊德将它界定为不可回忆的但又使前意识以及意识成为可能的被压抑的意识状态时[7](P535-536)，胡塞尔势必将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将活的当下视为整个纯粹意识的基础，它直接构造的就是意识的纵向体验，深层无意识因而是可被意识到的；但另一方面，当他将这种“意识到”安置到回忆上时，对深层无意识的把握又是困难的，因为对它的“回忆”自身就建立在由滞留和前摄的相互激荡、相互指引所生成的纵向体验之上，而滞留本质上是对原当下的一种变异。在此意义上，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活的当下即胡塞尔所揭示的开端意义上的无意识与纯粹意识的纵向体验之间存在着变异所可能导致的意义变更。
因而，胡塞尔对无意识的“接管”中看似存在着如下困难：一方面，基于纯粹意识的统一性，胡塞尔坚信开端意识能够被第一性地内意识到；另一方面，由开端意识流逝生成的滞留的纵向体验实质上就是变异，他甚至明确承认，我们只能借助滞留相位后发地“构造”原意识[1](P176)。如此一来，我们如何在自身变异而出的意识关联中达到对原初性的把握呢？由此，当我们判定胡塞尔“接管”了弗洛伊德的深层的无意识时，我们将马上遭到两个方向的反对：其一，只要开端意识能够被内意识到，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无”意识；其二，只要被意识到的意识是由变异性的滞留所后发构建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意识到什么“无意识”。⑥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反思是对体验流的内在结构的把握[5](S262)，但鉴于这种体验本身就是滞留变异的产物，那么，即便确实存在对无意识的探寻，这种探寻本质上也只可能是一种反向建构，由此，不仅活的当下的绝然性是被构造出来的，极端地说，甚至连滞留的变异这一事态本身也可能是这种建构所伪造出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胡塞尔此处的所谓尴尬立场是两个对立的视角，即原初构建和后发反思之间的对立的产物。实际上，同样在《沉思》阶段，胡塞尔意识到这一矛盾的立场，并且提出了一种根本性还原的策略。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相比现象学还原更深层的现象学操作中，最深层的意识体验才可能显现自身[8](S187)，而只有在这种最深层的意向体验之上，一门超越论的艾多斯现象学才可能建立起来。胡塞尔说，艾多斯是一种“纯粹的、无条件限制的，即完全不依赖事实的、只根据它本有的直观意义的东西”[4](P108)。在此意义上，经验事实最终就建立在艾多斯的纯粹类型之上。他告诉我们，这种研究就意味着“从本源艾多斯的格式塔的研究，转回到一种经验的类型的研究”[4](P108)。随着，胡塞尔补充说：与这门纯粹的艾多斯现象学相对还存在一门“纯粹出自内在经验的、纯粹意向的心理学”以及“一门艾多斯的纯粹的心灵学”[4](P110)，它们与体验的习性关联相关，而前者假定了“一种先天的方法上的格式塔，一种把那些在纯粹的(艾多斯的)可能性这样一个相应的整全中的事实，加以分类整理的自身说明。就是说，这种自身说明关涉我的事实的自我，仅就这个自我是纯粹的、由它通过自己的自由思想变更(虚构变更)而获得的诸可能性中的一种而言”[4](P122)。
因而，在笔者看来，以构造的变异性为根据对纯粹意识的内在统一性的批评，实际上遭到了胡塞尔的强有力的反驳。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批评归根结底是基于一种人类学的立场做出的，它将人仅仅当作了习性的存在者，“当那个我本身根据本有的主动发生，把自己构造为在我身上体现的那些固定不变的特性(Ich-Eigenheiten)的同一的基底时，它也就进一步地把自己构造为固定不变的位格的我——至于在一个极端广泛意义上所说的次人类(untermenschlich)位格，也是这样把自己构造为固定不变的我。一般而言，这些信念也只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还具有自己(……)的可变更的方式。因此，那个我在这样的变更中，就证明了贯穿同一性统一体(Identittseinheit)的一种固定的风格，一种位格的特征”[4](P104)。反向建构是一种具有固定风格的次人类所可能执着于其中的构造活动，它遮蔽、阻断的就是胡塞尔在根本的还原中所揭示的艾多斯的无限变更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这种本源变更与被它所生成的某种特定的意识类型之间的生成关系的明察。胡塞尔新的超越论现象学就是要向我们强调这种生成关系的先天性。
但是，这种习性的存在者毕竟是存在的，他甚至是现实存在的人的首要的存在形式，因而对于这样一种尚未成为现象学家的人来说，或者说，还未成为艾多斯本我的存在者来说，一种基于习性的综合关联的反向的构造始终是存在的。但如此一来，这种反向建构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会中断甚至伪造那种被胡塞尔视为人性之基础的本源的生成关联呢？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么这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胡塞尔一生孜孜以求的超越论的理念化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可能的呢？
二、弗洛伊德对胡塞尔的“挑战”
超越论现象学的这一关键事态在弗洛伊德那里获得了高度的重视，但必须强调，弗洛伊德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非出于对胡塞尔的回应或补充，相反，无论从思考公布的时间，还是从在思想界的影响上来看，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尤其是对其中的本能以及压抑问题的探讨，都要明显早于他的德裔同学。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大致有两个方向的规定。从结构上看，它与清醒、不清醒以及回忆的可能性相关，我们也已经指出，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的揭示实际上回应了他对前意识和深层无意识的区分；从动力学来看，尽管胡塞尔基于超越论还原所揭示的本性的本源构型，揭示了具有无限可变更性的深层无意识对实有的意向关联，即前意识领域的生成关系，但实际上，最迟在1912年到1916年间，弗洛伊德就已经率先对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实际地形成了对胡塞尔的质疑。
大致讲来，弗洛伊德对胡塞尔提出了如下挑战：首先，习性建构建基于对本能观念的替代；其次，替代的动力在于压抑⑦；第三，即便在本源的艾多斯领域也存在原始的压抑，这种压抑发生在活的当下的内部。从动力学的视角来看，从原始压抑到压抑，再到替代，弗洛伊德实际上告诉我们，超越论现象学的发生构造中隐藏着深层的危机。
对胡塞尔来说，发生意味着结构的发生，因而他以体验流的时间化为基础来探讨意向流形的内在的构造，从一维流形到二维结构，或者说从活的当下到绝对流的双重意向性。但对弗洛伊德而言，从根本上说，这种确定的结构并非现成存在，比如在1912年的文章中，他就告诉我们：“每一种心理活动一开始都是潜意识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状态，或者发展成为意识，这取决于它是否遭到抵抗。前意识与潜意识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在抵抗产生后出现的。”[6](P341-342)可见，在他看来，发生不是某些确定的结构之间的建构性的关系，“意识”的拓比结构来源于由压抑形成的抵抗，而压抑是否能被消除取决于有意识的观念与无意识的记忆痕迹之能否建立起联系，一旦成功地建立起联系，那么无意识的内容自然就成为了前意识或意识。由此，没有压抑、抵抗就没有意识的结构性的区分，结构源自纯粹的发生，这是弗洛伊德对意识现象的最深刻的揭示，笔者愿意将之视为他对胡塞尔的直接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