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介绍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学术人》的出版背景、内容及其影响。书中揭露了法国学术界的诸多丑闻和结构性问题，引发了轩然大波。作者通过引用多位教授的发言和匿名访谈，揭示了法国学术界的关键问题和不平等现象，如学术资金分配、学术水平评估等。同时，文章也提到了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观点和他对知识分子在学术场域中斗争的剖析。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学术人》的出版及反响
布尔迪厄的《学术人》出版后引发轩然大波，因其对法国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书中涉及的内容如学术腐败、不平等现象等，引起了广泛讨论。
关键观点2: 布尔迪厄对法国学术界的批评
布尔迪厄通过引用匿名访谈和多位教授的发言，揭示了法国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如资金分配、学术水平评估等。他还指出了学术界存在的阶层固化现象，以及医生和律师等行业子承父业的现象。
关键观点3: 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观点
布尔迪厄强调“反思”的重要性，认为学者应该时刻进行自我分析，审视和剖析那些隐而不显的诱惑。只有不断进行反思，才能打破固有的优越感，以更清醒的姿态洞察学术场域的纷争纠葛。
关键观点4: 法国知识分子的斗争
布尔迪厄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在学术场域中的斗争，揭示了先锋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他引用了历史事件如五月风暴和索邦之争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这种斗争是跨越历史的恒定因素。
正文
（Guy des Cars）
——这位德·卡尔曾主编儿童文集《你们知道吗？》，相当于法国的《十万个为什么》。最后，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阅读X教授的作品纯属浪费时间。另一位地理学家则提到了Z教授，认为Z虽然位高权重，但论文质量欠佳。他一语道破法国学术界的关键症结：比起学术水平的高低，“获得资金、赢得项目、受到政府资助”反而更重要
（《学术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123页）
。除了这些匿名的访谈外，布尔迪厄更是在书中指名道姓地披露了某些学界“潜规则”。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来自索邦
（Sorbonne，即巴黎大学文学院）
的保守派教授与另一些来自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教授之间爆发了激烈论争，以至于索邦的学生如果想拿到学位，就不能在社会学家古尔维奇
（Gurvitch）
面前提列维-斯特劳斯，也不能在语言学家厄尔贡
（Heurgon）
面前提杜梅齐尔
（Dumézil）
。
《学术人》一书不留情面地直击法国教育体系之要害，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布尔迪厄与李贽惺惺相惜。布尔迪厄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四年，他便与帕斯隆
（J.-C. Passeron）
合著有《继承人》
（
Les Héritiers
）
，揭露了一系列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其中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法国高校中仅有6%为工人子弟。一九七〇年，两人又发表了《再生产》
（
La Reproduction
）
，他们认为看似平等的教育系统实际上存在诸多不平等之处，甚至会“再生产”出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学术人》延续了布尔迪厄此前著述中对教育问题的讨论。正如威利斯
（P. Willis）
在《学做工》
（
Learning to Labour
）
中关注工人阶级子承父业的问题，《学术人》则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医生和律师等行业子承父业的现象。书中甚至提到了这样一个医生家庭：“我父亲当然是一名医生；我的四个叔叔，其中三个是医生。我的八个堂兄弟姐妹里，至少有四五个是医生……我兄弟不是医生，但他是牙医，他是巴黎牙科学院的教授……当我们家庭聚餐时，就像是在开学院会议。”
（《学术人》，87页）
然而，当布尔迪厄公开披露各种学术界丑闻时，他是否也成了学术江湖尔虞我诈的一部分？尤其考虑到，本书读者很可能就是书里的研究对象，这本“焚书”就更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在进行人身攻击。但布尔迪厄写作这本书，绝非要揭发自己的同行，更不是为了从攻讦中获利，而是要阐明各种“潜规则”背后的运作机制。比如说，医生行业之所以很容易形成子承父业的格局，与一系列家庭、教育因素密切相关，布尔迪厄将这些因素统称为“习性”
（habitus）
。根据他的统计，法国大部分医生都出生于富足的家庭，更是有54.5%的外科医生家庭祖上两代均属于资产阶级
（《学术人》，93页）
。这些家庭往往会让子女接受费用更高昂的私立教育，以精英化的方式培养后代。医生子弟从小浸淫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不仅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容易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养成严肃认真、服从纪律等为医生团体所重视的价值观，或曰“精神气质”
（ethos）
。可以说，当一个小孩出生在上层阶级家庭时，他就已经走在了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的前面，从而为他日后成为国家精英创造了有利条件。巴黎大学的教授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在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中分别占比58%、60%、77%和85.5%
（《学术人》，68页）
，法国社会中阶级固化现象可见一斑。
除了家庭因素以外，高等教育体制也深刻影响着学生的选择与命运。比如说，医学院学生在选择导师时，往往会选择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教授，因为有权力的导师一般能够帮助他们取得在医院实习的岗位，还能创造更加宽裕的研究环境。一些医学教授也在接受布尔迪厄调查时表示，他们往往没有在科研上投入太多时间，而是花费大量精力在筹集研究资金、申请项目补助上。这些教授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老板”，他们会选择优秀的学生，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学生成功以后又会反哺“老板”，让他们积累更多社会声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医学教授热衷于参与国家机构或委员会。某些教授还会担任招生、考试委员会的职务。在法国，学生要成为高等教师，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agrégation）
，不同于中国，法国的教师资格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平均通过率仅为17%左右。但在医学领域，这场考试却几乎形同虚设。某医学教授在接受布尔迪厄访谈时表示，医学学生并不重视这场考试，他们只有在导师担任评委会成员时才参加考试，因此通过考试易如反掌。另有一些教授则把控了负责资助、招聘、晋升等方面的委员会或理事会，他们会制定一些看似客观的遴选程序与标准，营造出一种看似平等的表象，却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权力隐藏在表面上完全合法的程序背后。对此，布尔迪厄不无讥讽地断言：“若是想拥有成功的大学生涯，人们就需要‘选择’一位有权势的老板，他并不一定是最知名的，甚至并不一定要在技术层面上最有能力。”
（《学术人》，137页）
在布尔迪厄看来，学术场域的运作遵循“斗争”逻辑，各个团体都竭力占据主导位置。一旦获得权力，他们就会制定某些看似客观、合法的标准，随后又把这些标准强加于其他团体，以实现对他人的支配。社会学家的责任在于质疑所有不言自明的标准，还原这些看似客观、合法的标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并揭示这种客观化
（objectivation）
背后的权力运作。这便是布尔迪厄强调的“反思”——“一种学术体制的设立，由于其自身的客观化工作，因而是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而要把这种体制作为研究的对象，你就必须进行……反思性复归”
（《反思社会学导引》，89页）
。
在《学术人》中，布尔迪厄考察了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排行榜”，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反思”的意涵。一九八一年，法国《阅读》
（
Lire
）
杂志发起了一项调查，调查内容为当世影响最深远的知识分子，四百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作答，最终排行榜前三名为列维-斯特劳斯、雷蒙·阿隆和米歇尔·福柯，布尔迪厄本人也榜上有名。但他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上榜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评委，是他们掌握了评判权，以决定哪些人可以入选榜单。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斗争的真正关键，实际上在于对文化生产方面进行评判的权力”
（《学术人》，319页）
。无论是确定哪些知识分子能够上榜，抑或评判哪些学生可以通过招生考试，还是评定哪些教师有资格晋升，在种种评判的背后，总有多方势力为争夺评判权而斗争。谁掌握了评判权，谁就有可能将自己的评判标准强加给他人。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就是要时刻进行“自我分析”
（autoanalyse）
，审视和剖析那些隐而不显的诱惑，无论是各种排行榜还是诱人的话语权。只有“将某些时候使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的那种形式的诱惑作为研究对象”
（《反思社会学导引》，90页）
，才能打破学者所固有的优越感，或曰“信念”
（doxa）
，以更清醒的姿态洞察学术场域的纷争纠葛。
法国在世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阅读》（
Lire
）杂志1981年4月刊
布尔迪厄的“反思”
（réflexivité）
与福柯的“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