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
《严绍璗学术研究》撰写序言时，深深感叹严先生写作此书的不易。三十年间，严先生数十次从北京飞往日本，在日本学者的陪同下走访不同的图书馆、收藏机构与大学校园，将中日交流以来从中国流入日本的珍贵书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个过程无比艰难，也无比寂寞，只有怀着一颗极宁静、极坚韧的心才能够做到，而三十年的时间最终将他的汗水沉淀，催生出这样一部真切翔实、充满了生命力的书籍。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后，严先生十分慷慨地将这套书赠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们
。
吴志攀教授
翻开第一页，
便惊叹于这本书内容的深厚。它补全了国内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与文学的缺口，对东亚文学关系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严先生也用实际行动反驳了比较文学领域长期以来受到的质疑，即理论性太强，缺乏实证。
严先生的原典实证不是机械的堆砌，而是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批判分析。
利用海量的原典材料，严先生的目光最终又落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之中。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之初，相关研究者大多借用西方理论，而严先生在其日本文化研究，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的发生学理论与“文学变异体”的概念，对东亚文学与文化的产生、传播、联系与内在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最终返回到对民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从这一角度看，严先生的研究跳出了西方理论模式的框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1994年，现任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张辉教授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第一次见到严先生。那时候严先生刚从日本回国，两人刚一碰面，严先生便主动与他说话，用一口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笑道：
“张辉，我今天第一次见你，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中气很足。”
时至今日，张辉也常常会回想起这一幕，而与严先生相处越久，张辉越觉得，“中气足”这个说法其实是严先生本人的写照。严先生十分健谈，说话时语速很快、声音洪亮，有时师生一起吃饭，往往能够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都是严先生在说话。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秦立彦
记得，
每年九月份博士生入学时，比较文学所的老师同学都会趁此机会小聚一次。严先生作为比较文学所的所长，每次发言都十分精彩。从比较文学所的创立到后来的发展，严先生不需要任何讲稿，就能将其娓娓道来，令人听之入迷。他的记忆力很好，过去发生的事情经他讲出来，都仿佛历历在目，充满生动的细节。
“他特别能说话，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但是他对学生从来不会说重话，或者是不会说那种很直白浅显的话。”周阅补充道，“严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其实都是在闲谈当中表现出来。”
智慧过人、睿智通达，这是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婉
约
用来形容严先生的两个词。严先生的智慧常常体现在他的话语中，他与学生交流，从不直接批评，而是将事理蕴含在日常的聊天之中，等待学生自己悟透，有时只是随意的三言两语，就能让处于彷徨中的学生感到醍醐灌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