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此刻我想起人们更为熟悉的那位捷克作家伏契克在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段描述。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理解了它们。伏契克谈到一次他被审，从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穿过城里所见到的情景：
“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嘻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人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快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蒋承俊译）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现任捷克总统的哈韦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的一句话也曾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信仰生活，也许。”
伊凡·克里玛，对国内读者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冯亦代先生在1995年第8期《读书》上曾介绍过他的一本新作《等待光明，等待黑暗》。他生于1931年，父亲和母亲都来自犹太人家庭。母亲的犹太人背景有些特殊。17世纪，波希米亚这个地区只允许两种宗教——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许多新教教会不得不通知他们的教徒宁愿采用犹太人的信仰以利保存。当那个时代结束后，原来的新教教徒已经变成犹太教徒。实际上，克里玛的母亲一直自视为一名捷克人，为自己的福音派祖先感到骄傲。但这些并没有使得这个犹太人色彩非常淡薄的家庭（克里玛的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相信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新的未来），能够摆脱纳粹集中营的厄运。1941年底，10岁的小克里玛和3岁的弟弟随同父母来到泰里茨（Terezin）集中营，在那里一直呆到苏军到来。在这段对人来说是观察和体验世界最强烈的年龄于牢房中度过，给了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是一种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的刻骨铭心的经验。他的所有朋友——每个男孩和女孩全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位，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儿子阿瑞尔，12岁时死在枪口之下。人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们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于是，作为一名14岁的孩子，刚出狱时，他被一种狂喜的经验抓住，如此着迷于复仇的思想，紧张屏息地聆听广播中宣布的当时那些重大审判，欣喜地数着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人，这种情况没什么奇怪的，他和周围的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
伊凡·克里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后渐渐增加的另外一些经验，他的视角产生了变化：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的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以一种脱节的立场，一种边缘的眼光，这个世界要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具体的多。而如果仅仅从“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带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能的道路。”不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很可能因为身处另一极端，重新犯下由极端和狂热所导致的错误：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打着“拯救”旗号的种种狂热的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这样一种深远的眼光，对于有着种种相似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是可敬佩的。
在那种极端境遇中人们损失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些。克里玛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来说明。在被关押的人们中间，除了有已经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以外，还存在经常发生的偷盗行为。在面条生产车间的小偷带一小块擀面团，在菜园劳动的妇女夹带一些蔬菜，而这些都是从其它被关押的人们身上弄走的。克里玛自己和一个伙伴有次则得以进入一间贮藏室，里面放着党卫军从别的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他拿走了整整一只箱子，乃至若干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成功的经验带来的强烈感受。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贫困和饥饿，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侵犯者的仇恨，但是，这样一种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当一种犯罪的制度是被允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其它人之上为所欲为，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也势必受到影响，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便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一种普遍的虚无的情境中，很难有人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实际上，为了生存，人们或多或少地以某种可怕的也是不自觉的方式与之共谋。这就更加深化了他们的危机，剥夺了他们的正当性。当占领军于寂静的黎明时分突然尖叫，点着火把，敲响他们的锅盖和头盔时，许多人也在这一刻被恐惧所吞噬，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他们的灵魂。此后即便他们有可能从占领军手中重新夺回权力，从占领军的摆布中解脱出来，但很难说他们必然从那种曾经落到自己头上的恐惧经验中解脱出来。旧的恐惧会产生新的恐惧，新的统治者“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那么，那些从外到内都被剥夺的人们怎么办？如何摆脱这个窒息人的怪圈？首先摆脱从根本上是来自内在而不是外在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情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克里玛这么说。屡遭侵犯而又始终保持正直的布拉格人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