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作者：戴秉国，男，土家族，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1952年秋天，我进入离家15里的板溪完小
（即“完全小学”）
读书。我记得，当时到完小报名时，我说要上五年级，可那个学校那一年恰好不开五年级的课，就是没有五年级，只有六年级。如果要上六年级的话，必须通过考试才行。结果我们一共三个人参加考试，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上完小时我11岁，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较艰苦。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交伙食费，每月4元钱，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别困难的时候，学校也会补助一、两块钱，但不是全补。
有一次，学校突然给我停伙，我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见到母亲，我就抱紧她的腿哭了起来。母亲赶紧找人借钱，给我交上了伙食费。
01
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读高中还是读师范的选择。我从没做过长大了要搞外交的梦，就是想当个老师。我的想法是考师范。那时候读师范不需要花钱，而且上完师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了。
为此，我父亲还专门找到班主任。
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他悄悄给我报了高中。后来我顺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县读。当时，贵州省铜仁地区下辖9个县，全地区只有3所高中。我们印江县没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县城的中学去读，而松桃县离我们家足足有300多华里远。
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高中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候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
解放初期家乡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官道，更没通汽车。从学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着光脚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边找一家店子歇脚。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那时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
前不久，我坐汽车回了趟老家，特地从我们村到松桃县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个多小时。现在是公路了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那时候可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啊！我坐在车里凝视着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这条路，当年到松桃读高中历经3个寒暑、6个学期，一共走了6个来回，加起来将近4000华里！
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脸色发白，一身虚汗，同行的几个同学轮流着背我走了几十里山路。
个中艰辛和挑战，现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从小就打赤脚，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脚趾都还是变了形的。
02
从高中起，课程设置中就有外语，那时就是俄语。不过，当时的俄语教学实在太不规范了，教出的俄语非常蹩脚。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是从新疆回来的，只是学了一点俄语的皮毛。
上课的时候，他经常东拉西扯，讲些和俄语无关的东西，很不正规。直到高二的后半学期，学校才调来一位刚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叫陈婷华，成都人。从那时起，我们的俄语教学才算走上正轨。
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大学志愿，选专业。我稀里糊涂地就填报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记得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当时填志愿，根本就没什么人会帮我们拿主意，父母也不在身边。而且他们是农民，即使在身边也不可能给我做主。
高考完了以后，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刚一考完，我就离开学校回家干活了。期间，我还因为在地里锄草时非常口渴，喝了山泉，结果患上了痢疾。繁重的田间劳动再加上痢疾，把我折腾惨了，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考大学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