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提到了一家位于美国波士顿的面包店面临的困境。成书的25年前，桑内特第一次采访这家面包店的师傅们，面包烘焙对他们而言像是芭蕾舞一般的技艺，需要多年的刻苦训练。制作面包时，他们的双手在面粉和水雾中起落，他们需要调用身体性的嗅觉和视觉来判断面包的烤熟程度。这群人拥有手艺人的强烈自豪感，他们自觉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来应对制作面包的各个环节当中遇到的困难。
25年后，桑内特再次来到这家面包店，彼时这家店已经被一家巨头食品集团收购。制作面包的程序交给了更复杂的机器，店员通过市场需求更改机器设定，决定今天是制作一千条法棍还是一千个贝果。从前经验丰富的面包师傅被一群更年轻、身份更多元的临时工所代替。后者不再接触原料，而是通过屏幕图标操控制作过程，工作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制作面包本身，而是修复机器的缺陷和故障。其结果就是，尽管工作环境和从前相比更加安静、舒适、简单，他们自身却感觉不到面包师这个身份的价值，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感到模糊和失焦。
桑内特描述的现象当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要应对的不再是工作内容本身，而是被技术改写后的现实。这种现实不需要人的才智参与，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情感，因而也谈不上尊严和价值。每个人只是负责完成链条当中的一环，任谁来做都是如此。个体的不可替代性越来越难以证明，人的作用和价值被简化成了数字、指标、绩效。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英]马克·费舍 著
王立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而在马克·费舍看来，在一个追求绩效的社会，衡量劳动者产出的标准不再是他们的工作效率本身，而是工作的“再现”（representation），也就是他们必须用一种程式化的、规范性的语言去讲述自己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工作的目的变成生成和美化‘再现出来的表象’，工作本身的正式目标反而被丢到一边”。
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套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结构本身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靠个人意愿扭转的问题，问题变成了：如何补偿这个结构带来的一系列缺陷？那时的人普遍认为，从工匠变为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久而久之，报酬的高低、经济收益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工作于是也成了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以及其社会生活的锚点。工作连带更长远的职业生涯被等同于人生成败的关键，是现代人身份构建的核心。
在这个围绕工作和职业、人的消费需求构建起来的现代社会当中，拥有一份体面、有声望的工作变成人人追求的目标，而失去工作、选择不工作则意味着自我放弃，是非正常、脱轨的，在一些场合下甚至是有损尊严的。“你现在在做什么？”这句寒暄语其实是在问：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将决定我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你，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开展。
在社会时间节律相当紧凑的东亚社会中，很多时候哪怕短暂地不工作也会变得可疑，欧美社会中习以为常的“间隔年”（gapyear）会被用人单位质疑。档案中不能有空缺的月份；找工作时会被问及某年某几个月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工作。从生下来起，我们就步入了一条没有停顿的轨道，如此向前，年复一年，不知疲倦。甚至有网友打趣说，在现在的就业市场，gapyear（间隔年）几乎和蹲过监狱的意思差不多，一旦有过类似经历且无法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就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懒散的、不适合雇用。
在今天，“灵活”和“弹性”成为普遍流行的口号，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相当少见，人们以碎片化、片段式的方式工作和劳动，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桑内特称之为“弹性资本主义”（flexiblecapitalism），它与传统上僵化的官僚主义制度相对，原初的目的是：通过创建有弹性的机构和工作岗位，打破过去常规化工作带来的弊端。
桑内特将企业为了实现弹性目标而重塑结构的过程称为“再造”（reengineering），即：用更精简的人员配置创造出更高的利润，用更高效的科技手段取代低效的人。因此，短期聘用制因其用人成本低廉、便于灵活聘用或解聘，成为不少就业单位的首选。鲍曼将其形容为“一场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