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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兆鹏却认为，尽管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可以主观，但做研究仍需要像科学一样，用数据作支撑。“五万唐诗，两万宋词，哪些是经典，需要有‘共识’。”
尽管“一半都是骂的”，王兆鹏还是选择相信数据，他觉得这些数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李白杜甫虽然没有排上第一，但入选作品最多，分散了“票数”；崔颢只有《黄鹤楼》一诗传世，被古代大家推为“七律第一”，品评集中在一首诗，连李白都写“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致意。而没有排进100位的《登幽州台歌》在古代确实默默无闻，唐宋明代22本选本没有一本提到它。
他觉得用数据研究文学没有错，他还打算用数据做更多事。
2011年，王兆鹏在深圳见到在电视台做策划的博士研究生同学，同学提议“能不能做个宋代词人地图？”统计一下哪个城市出生的词人最多，哪个城市留下最多词作。王兆鹏搞唐宋文学研究，常常需要反复核对历史地图，“翻来翻去很不方便”。词人地图的提议“一下子就燃起了我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想法”，他说好。
两人把诗人地图计划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想做“中国文学地图”。在北京答辩时，考虑到五年内项目要结项，明清小说难以编年，而唐宋正好是王兆鹏研究三十多年的课题，“宋代以前的文学整理基本上都到位了，纸质文本已经见底”，最后地图被定位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做地图先要有唐宋诗人的年谱数据，整理年谱是个枯燥的工作，难度也不小。
已有的诗人年谱大多是时间和作品的一一对应，每首诗写作地归类粗糙。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因主张抗金，当宰相七十五天后遭到罢免，从开封贬去海南，一路途径安徽、湖北、广东。年谱却将一路写的作品全堆在一个省份。“哪首诗是途经哪个省写的，都没说，这些就需要我们重新去考证。”
考证诗人生平信息“像破案一样”，王兆鹏的“破案”经验已有30多年。
1982年，王兆鹏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三年后考上本校研究生，专攻唐宋诗词。研究宋代爱国诗人张元干时，他发现诗人生卒年和籍贯的基本信息，多本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说法不一。张元干生活在两宋之间，经历过金兵南下，北宋亡国，最后被迫南渡，流亡江南，这类人常被称为“南渡词人”，常被文学研究忽视，生平整理完善的不多。
王兆鹏翻阅了与张元干同代数十家诗人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他写了15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考据出张元干从福建过杭州，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汴京开封；靖康元年投在抗金名将麾下，保下开封。后来激怒秦桧，抄家入狱。北宋亡后，被迫南渡，在苏州临安一带漂泊，七十岁客死江南。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将时空结合，从一张年谱挖掘出一个生平故事。这篇论文获得著名词学专家唐圭璋先生赞许：“元干二十岁以后各年行踪基本考实，实道前人之未道。”
对张元干的生平整理，让王兆鹏第一次有了“诗人群体”概念：“要研究一个人，必须了解一群人甚至一代和几代人。”
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将诗人关在在“格子间”，不和其他诗人联系：“写书这一章全是李白，下一章全是杜甫。”他们见过面说过话，互相赠送过诗作吗？
参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工作人员近300人。王兆鹏2000年到2016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被拉来项目帮忙的多是他在武大的朋友和硕士毕业的学生，既没有经费补贴，也不像论文可以当作科研成果，全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顺便学一点新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