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人历史意识极其发达？

中华读书报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5-24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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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希腊人的历史概念与中国人不同，为什么以人类为叙事主体的历史编纂学不如中国发达。如果人类世界并不高级、实在，那么以它为主体的历史的重要性自然也大大降低。按照希腊哲学，人事世界属于变化不定的现象界，须以永恒不变的理念或逻各斯为目标。只有人事世界有历史（有变），理念、逻各斯或本质的世界无历史（无变）。有历史的世界没有实在性，无历史的逻各斯或本质世界才有实在性。

那么，中国人历史意识发达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不同。首先是中国人没有印度人以此世为幻、以死后世界为真的世界观。在中国人心目中，此世间代表人类惟一的终极归宿，于是自然地，此世间人事具有了永恒的意义。由此形成了以前的人事与以后的人事的延续代表惟一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此世间所有的人事，及其过程。

中国人的道、天理当然也具有恒常不变的意义，且可以理解为历史的终极目的或意义，但中国人认为它们没有脱离人事世界的超绝的独立性，不能在人事世界之外去寻求其意义，因此通过此世间的历事来理解它们。这样一来，历史就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天下”即此世间之整体，并在夏、商、周以来形成了大一统的世界观。每一个朝代皆为全天下而存在，以全天下整体为目标，历史自然也应当以此世间的整全存在（全天下）为对象。于是相应地，中国人不可能像希腊人那样，将历史碎片化，比如只提取历史中个人英雄一面。

需要说明一点，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来世观在中国社会、尤其民间影响很大，但在中国文化中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仍然是此世取向的。严格说来，佛教世界观对中国人的历史观影响甚小，特别是官修史书以及民间精英的历史书写，基本上仍是此世取向性质的。

二

然而，黑格尔写《历史哲学》，却认为中国人、印度人“没有真正的历史”，这一观点在国人看来耻莫大焉，决不能接受。但黑格尔认为西方民族才有“真正的历史”，难道是指西方历史编纂、历史记载比中国丰富吗？当然不是。是指西方人的历史意识比中国发达吗？这要看历史意识如何界定。

黑格尔如此说原因有二：其一，他认为中国、印度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千百年来没有发展和变化，永远停滞；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在中国和印度，自我没有从尘世生活的实体中独立出来，也就是没有诞生“精神的自由”，人们对“精神的普遍性”缺乏自觉认识。相反，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将个人从自然实体中解放出来，个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得以形成，尽管一开始只是少数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黑格尔这种历史观建立在他独特的世界观基础上。具体来说，他预设了世界分为两部分，一为物质，一为精神。相对于物质部分而言，精神部分才真正重要，这是因为“物质”是消极被动的存在，没有自由可言，它的实在性在它之外；而“精神”是积极主动的存在，只有精神才有自由。因为精神有自我意识，“知道它自己”，因而“是依靠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自由’”，只有“‘精神’和它的发展的过程”具有实在性。（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6。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在这一世界观之下，黑格尔对历史意识作了自己的界定。在他看来，只有研究人类如何在与精神自由的关系中前进，认识人类历史不过是普遍精神的具体化，才能算真正的历史意识。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只是精神展示自身的舞台，“‘精神’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了它自身最具体的现实”（页15）。“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我们都当做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也就是当做那种自由的现实”（页17-18）。既然世界历史只是精神在不同时期的自我展现，“我们的工作并不需要我们把‘自然’自身作为一个合理的系统来观察……我们只探索它对于‘精神’的关系”（页15）。与此相应地，历史意识是指能认识超历史的、“超绝的”（transcendental）普遍精神，认识“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说是它的理想的实现”（页1[目录页]）。

然而，在中国，虽有丰富发达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献，却没有这样的历史意识，即没有形成对精神自由的高度自觉和追求，没有以此为基准编纂历史。因为在中国，从来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而此外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总之中国人的精神从来没有唤醒，沉沦于无边的混沌，沉睡在未分化的统一中，于是他们的历史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页110-128）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中真正具有实在性的是精神，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但要依靠人的自我意识来唤醒。他特别强调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作用，因为这种意识把人从浑沌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中解放出来，由此才开启了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应当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历史，也即精神的历史。

然而这一观点在中国人看来可能很难接受。因为“天人合一”（黑格尔称为浑沌、未分化的统一体）对中国人而言并不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自觉的追求，中国人对此当然有非常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在《易传》《中庸》《孟子》等书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在中国人看来，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需要以精神摆脱物质为目标或归宿。当《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当然充分展现了黑格尔所说的自觉的自我意识，其中“知天”在两处都是人为追求，绝非被动接受。此外，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充分证明，精神的自由早已唤醒（绝不是只有皇帝一人自由），而且大放异彩。

黑格尔所谓的“物质”绝不可能被传统中国学人接受，因为中国人心目中万物皆有生命。黑格尔所说的“物质”，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形式”相对立的“质料”，与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兴起以来的物质概念相应；它代表的是西方人典型地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体现了西方文明独特的世界观，但无须理解为就是“正确的”，事实上其弊端也已遭到很多学者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