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恐怖主义治国。秦法暴虐,与商鞅的个人理念有关。在商鞅看来,要震慑民众,使他们不敢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轻罪重刑。用死刑来惩罚犯轻罪之人,用酷刑来处死犯大罪之人。犯轻罪而处死,就不会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以至矣”)。《商君书》里还说,犯罪发生之后再来惩罚,已经晚了;政府必须在民众实施犯罪之前惩罚他们(“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疑罪从有”,一旦被怀疑存在犯罪可能,即进行严惩)。
《商君书》里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在商鞅看来,制服本国百姓,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懂得愚民、弱民。
(1)全方位愚民。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秦国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农耕,要么征战。经商、求学、耕作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本人及妻子儿女就会被抓起来沦为官奴。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必须彻底愚民。《商君书》里说得明白:“民愚则易治也” ——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提供了三种办法: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⑥
商鞅执行愚民政策的手段是非常彻底的。《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秦国百姓早年反对变法,被商鞅抓起来排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变赤;后来,秦民有人称赞变法,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边关。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因为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最极致的愚民,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不应该产生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念头。愚民只需要服从国家的法令。
(2)全方位弱民。《商君书》里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他如此解释自己这种倒行逆施的“内在逻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如求学、经商);民众从自己的角度有了多余的想法,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只有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才可以使国家强大。怎样让民众保持贫穷呢?一种办法是持续剥削,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商君书》里说,“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财富积累够了就必须去打仗,否则民众会放松,会去追求耕、战之外的东西,国家就会变弱。另一种办法是国家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几乎所有核心经济资源,如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确保“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消灭民间竞争。⑦
《大秦帝国》剧中的商鞅造型
商鞅死后约80年,荀子西游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⑧。显然,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对民众的控制非常有效。这种有效控制,使秦国动辄能够“空国中之甲士”出兵数十万发动战争,乃至征发上百万人营造宫室陵墓。
反观东方六国,虽然也都搞过变法运动,但因贵族的强大影响力仍在(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战国四公子”等,即东方六国贵族势力的代表),故资源汲取能力远不能与秦国相提并论。 “贵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是导致其余六国不能彻底变法和完成对社会基层控制的原因所在,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六国的覆亡。”⑨
对东方六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而言,秦国的资源汲取模式,是令人恐惧的。秦昭王四十五年,秦军攻韩,韩国将上党割给秦,但上党百姓“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不愿做秦人,集体倒向了赵国。齐人鲁仲连也说得非常直接:“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秦国这种弃礼仪尚杀戮的国家,拿本国的民众当奴隶般使用,如果得到了天下,我鲁仲连只好跳海而死,决不愿做秦国之民。⑩
略言之,“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11)这是秦国“崛起”的根本原因。这种“崛起”模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